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2039e50100ch1d.html~type=v5_one&label=rela_nextarticle
《书城》杂志曾有句广告语，“有思想的人都很寂寞，幸亏还有好文章可读。”要是搁在更早以前的年代，这个论调就该被批判为小资产阶级文人对时代不满，而且要加上一句严正宣告：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注定抵挡不住无产阶级的铁锤。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的铁锤也不含糊，这杂志没坚持多久就换了东家。有一回我遇到彭伦，得知他和同伴接手了这本杂志，我悍然说，“啊，这杂志还办呢？”彭同学是谦谦君子，不以为忤，我却从中又一次领悟到自己是如此不会说话，难免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恐怕连《书城》那样优质的寂寞亦不可得矣。
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上，孤芳自赏是很难的一件事。《红楼梦》早就说清楚了，孤芳自赏不是一个人的事，要是得不到人家的容许，那么你除了死球之外被无前途。要说我们的今日中国可比《红楼梦》的时代进步多了，可是做看右看，我看也就是皮相吧。今天出门我能遇到贾政，明天出门我能遇到凤姐，山寨版的贾宝玉就更甭提了，几乎每个男的都是，惟独没了林黛玉。且容我多一句嘴吧：林黛玉的优点可不只在于灵魂，她可是那小说里的第一美女呀。
可是我们这个世界又对自我遗弃极其纵容。老百姓讲话：要死，死去！至少我自己就看过好多条类似的新闻，一个人要跳楼，底下的人民一齐喊，你倒是跳呀！你要是上面那人，你也不好意思不跳，于是纵身一跃，一了百了。我的感慨是：跟这样的老百姓混在一起是一件多么勇敢的事情啊。
说到这些好像我是在抱怨我们的“文化”不够好，其实不完全是。亨廷顿已死，“文化决定论”也不时髦了，往深一层，还是得旧话重提，说到文化是体制的结果。有时我觉得，我买得起糖葫芦吃，买得起可乐喝，没什么好抱怨的；有时我又觉得，这不行啊，这都怎么回事儿啊，这不公正不公平庸俗不堪啊——可见我还是把自己当一个知识分子看，公域和私域分开，厌倦于闲事，又难免爱管闲事。可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有多少像我这样的人爱管闲事，以及以何种态度管着闲事，而在于我们的体制和文化如何看待有人爱管闲事这一事实本身。
打击正直之声的，未必都是坏人。当年袁崇焕被认定叛国，公开处决，老百姓就大啖其肉。这件事可以写成正剧，袁将军就该说，知我心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可以写成黑色幽默，他就该说，看来为央行超发，猪肉真的涨价啦。也可以写成我这种清谈的小文章，他就会说，假如一个社会没有新闻自由，既没有优秀的调查报道，也不容许好记者的生长，将是多么可怕啊。
倘若袁将军说后一句话，那么他就是一个常识的信奉者，是一个出色的现代人。当我们说到某事是常识的时候，常常说，“凡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这个”，可是具体而微地说起来，我看有头脑的人其实没多少。我们的教育经历和人生经历当中早已蕴涵了好多颟顸的因子，“大啖其肉”式的思维亦是滥觞之一，绵延至今而不鲜见。举例来说，最近茅于轼先生发表自己关于耕地保有线的看法，就有人说他是“汉奸”、“卖国贼”。再比如《南方周末》在制作新闻报道时强调客观性而不愿曲意阿世，就会被某些人指责为“资本家的走狗”。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不过我想即便是明显荒谬的指责，也未必全部来自陷害，有些时候它亦来自于不明白。
正如我尊敬的一位师长所言，我们的当务之急之一就是换掉自己的“狼血”。倘若鲁迅先生活在今天，大概就会说，我们周围有权贵者，有腐食者，有玩世不恭者，有愤世嫉俗者，有犬儒者，有狂热者，有对威权政治的迷恋深入骨髓者，有民粹主义者，有“小尼姑的脑袋，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者。这个名单可以列得更长，看似千差万别，可是在我看来，其实都是“狼人”的变种。
如此斑斓的景象，足以制造层出不穷的时代戏剧，却未必制造出美好的未来。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寂寞呢，比如“有思想的人”？因为大家活得太热闹也太卤莽了。因为大家像风中玉米，微风吹过就左摇右摆。因为你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旁边那个明眼人却不能免于恐惧。
(第一财经周刊)
Friday, 27 March 2009
Monday, 16 March 2009
逃出你的肖申克（一）：为什么一定要亲身经历了之后才能明白？
这两篇文章，说出了一直没想明白的一些事，非常好看。
http://mindhacks.cn/2009/01/18/escape-from-your-shawshank-part1/
前言：《逃出你的肖申克》这个题目我早就放在心中，一直想写一写，但一直没有找到恰当的切入点。上次一个偶然的时候，发现可以以对一些人们常常放在嘴边的俗语进行解释为入口，以一年多来学习的关于思维的知识为基础，展开来说一些也许有用的东西，也刚好是对学过和思考过的东西的总结和整理，如果你在看过上次发的“如何清晰地思考——知识结构图”之后发现要读的书太多，无法下手的话，不妨将这个系列作为一个更详细的引路图，注意文中的各个超链接，他们都指向有价值的资料，引用出去的资料的价值远远大于这篇文章本身。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肖申克
（一）为什么我们常说很多时候一定要亲身经历了之后才能明白？
1. 切身体验。亲身经历一个负性事件带来的情绪记忆要比看着或听说别人遭受一个同样的事件所感受到的强烈得多，形成的负性条件反射也远远更持久。我们一定程度上的确能够感同身受，但心理学实验同样也表明，自己是无法从强度上真正感同身受别人的痛苦的，《Mistakes Were Made(But not by Me)》 p192 举了一个极聪明的实验：
即便两者实际上是一样程度的，我们自己所感受到的痛苦也总是比观望别人的痛苦要强烈得多。一个古老的笑话是这样说的：别人断了条腿没啥大不了的，我们断了根指甲就要大呼小叫了。这个笑话碰巧生动地描述了我们大脑的神经系统的工作方式。英国的神经科学家们曾经做了这么一个实验：将人们配对进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实验，每对被试食指上都夹着一个夹子，实验者通过这个夹子往其中一个人的食指施加一定的压力，然后让他施加同样的压力给他的同伴。结果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公平，尽管他们很努力地试图做到，然而他们总是施加更大的力道给他们的同伴——他们心里认为这正是他们所受到的力道。研究人员认为这一效应是我们的神经处理机制的自然副产品。这个实验有助于解释一个我们常常注意到的现象：两个人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拳，结果很快拳头的力道就会越来越重，从打闹变成了真正的打架。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是在公平地还以颜色，而实际上他们却并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是以眼还牙，结果再弹回来的时候那家伙就想卸你的腿了。（翻译）
好友徐宥最近经历了7个小时的肾结石，在博客中写道：
有句话叫感同身受。我没有体验过肾结石的那种痛苦前，只是道义上支持三鹿宝宝的维权；现在，我真心的支持三鹿宝宝维权行动。我甚至很想折腾一下那些往奶粉里面加三聚氰胺的人，那些知情封锁几个月的人和那些不许家长维权的人。有生之年，得给那些害人之人，一人冲杯三聚氰胺奶粉，让他们”感同身受”一下这种绞痛，认识一下自己干的是不是人事。
2. 别人口中的故事。别人口中的故事也许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难免受到他们自己观念的影响而产生偏见，我们每个人都带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个世界，客观且全面的描述一个事情极少有人能做到。别人的故事也许只是他们的想法，你自己亲身经历同样的事情也许完全又是另一种想法了。
3. 为什么。别人在告诉你一个道理的时候往往只能告诉你怎么(how)做，而难以说清为什么(why)要这么做，遑论“为什么一定(have to)要这么做”了（因为他们自己也不一定能说清）。在没有听到逻辑严密、无法辩驳的证据之前，你很难说服自己A选项优于B选项，直到最终自己在某一条路上撞了南墙才肯死心。
4. 世界是复杂的。更何况，很多时候人们根本无法确切地向你保证A选项一定优于B选项：比如，好好学习并不一定会有好的前程；不好好学习也并不一定以后就一塌糊涂。吸烟不一定短命，不吸烟也不一定长寿。坚持到底不一定就胜利（甚至有可能万劫不复），而不坚持到底也不一定就失败（学会放弃也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互相影响，用单一因果来解释事件几乎总是不恰当的，唯一能够靠谱地搞清因素X和因素Y之间的关系的方式就是通过随机控制实验。
5. 未来是不确定的。人类天生有一种寻求确定性的需要，以及控制周遭的小世界的需求。我们总是希望听到“你只要这样这样，以后就一定能够那样那样”这类令人窝心的话。然而与我们的控制错觉相反，这个世界有太多因素是不确定的，除了自己的因素比较可控之外，外界的机遇因素几乎完全不是能够控制或预测的。我们最多只能做好头脑准备，尽量不错失机遇。也正因此，你几乎永远也听不到足够有说服力的证据来告诉你“你只要…，就一定能够…”，因为成功并不是仅取决于个人因素的。个人因素往往只是成功的一个既非充分又非必要的条件，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无需悲观，因为毫无疑问，改善个人因素的确能够大大增加成功的几率。
6. 别人的道理，自己的事情。我们常常说类似“你说的没错，但是并不适用于我这里的情况”这样的话，自己的事情和别人的事情往往总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微小或巨大的差异，如果我们先入为主地不想听取别人的意见，就很容易自己说服（欺骗）自己说“情况不一样，所以道理不适用”（而实际上到底哪些情况不一样，为什么道理不适用，是不是真的不适用，我们根本就不去深究了）。另外，朋友给出的道理或故事总是跟他当初经历的情境细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记下了朋友的道理和故事，同时也就将这个道理和他当时经历的情境线索给挂钩起来了，于是当类似的情境发生的时候，你的记忆系统就能够根据情境线索提取出朋友当时说给你听的那些道理（《找寻逝去的自我》）；然而，这种记忆提取机制同时也有他的弱点，那就是当你经历的情境跟朋友当初经历的情境相似性不足（尽管抽象到本质上可能是一回事）的话，你就不会想起他曾经说的那些道理。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自己道理是听了一堆，结果自己生活中却不会用的原因。而所谓的能够“活学活用”，就是那些善于抓住知识本质，触类旁通，将道理外推到表面不相似但本质一样的问题领域之中的人，对此《Psychology of Problem Solving》的第11章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先让被试（皆为大学生）阅读一段军事材料，这个材料是说一小撮军队如何通过同时从几个不同方向小规模攻击来击溃一个防守严实的军事堡垒的。事实上这个例子的本质是对一个点的同时的弱攻击能够集聚成强大的力量。然后被试被要求解决一个问题：一个医生想要用X射线杀死一个恶性肿瘤，这个肿瘤只可以通过高强度的X射线杀死，然而那样的话就会伤及周围的良好组织。医生应该怎么办呢？在没有给出先前的军队的例子的被试中只有10%想到答案，这是控制基线。然后，在先前学习了军队例子的被试中，这个比例也仅仅只增加到30%，也就是说只有额外20%的人“自动”地将知识进行了转移（自己就能触类旁通）。最后一组是在提醒之下做的，达到了75%，即比“自动”转移组增加了45%之多（需要别人提醒）。这个例子说明，知识的表象细节会迷惑我们的眼睛，阻碍我们对知识的转移运用，在这个例子中，两个问题领域表面上是不相似的，但本质上是一样的。然而就是因为表面上不相似，而我们的记忆提取又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些表象上的线索来提取的，因此这些表面不相似性便阻碍了我们在问题之间进行的类比，阻碍了我们将在一个情境下掌握的道理运用到另一个情境下。
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我在学习专业知识的时候经常使用 Google ，遇到知识性问题第一反应就是上 Google ，或者上 Wikipedia 。然而，在实际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生活问题的时候，往往第一时间想到的却不是 Google ，而是之前解决生活问题的时候建立起来的习惯（比如询问身边的朋友，或者干脆放一边不管）（虽然我曾经总结并告诉自己说“遇到任何知识性问题，第一时间问 Google ”），怎么会这样呢？生活问题难道不也是问题？难道不也应该联想到对待专业问题的方法——Google 之吗？可是我们的记忆系统的特点决定了不是这样的，生活问题就是生活问题，大脑会第一时间将我们之前怎样解决生活问题的方式提取出来，这个优先级要远远高于一个更一般的策略——Google，只有当没有特定策略的时候，大脑才会退而求其次寻求一般性策略。
还有更生动的：有一次在豆瓣上看到某人日记里面提到一个讲座，后面写了一些感想，但讲座的链接没有给出，于是我第一反应就是留言问他要链接，但是实际上呢？只要把讲座的关键字扔到 Google 上就行了。我可是 Google 的重度使用者啊，怎么会忘了这个呢？！
事实上，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一般有两个思维步骤：一是根据问题情境线索从记忆系统当中提取以往成功过的方案（沿袭类似情境下用过的可行方法，这个也被称为 mental shortcut），然后评估该方案是否已经能够解决当前问题了，如果能够，就中止记忆搜寻（这个也被称为 satisficing 原则），在刚才提到的日记问题中，留言询问作者是我在成为 Google 重度使用者之前建立起来的、针对这类情境的特定习惯，甚至也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一习惯（如果一个人详细说到某件事情，他肯定知道个中究竟），而且这个方法的确满足可行原则，因此，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下，我不假思索地就沿袭了旧习惯，而没有成功地将在另一个问题领域建立的更好的方法推广到这个问题中来。如前面所说的，如果这个日记是不允许留言的，并且我不认识这个作者，我可能就会立即想到去 Google 了。
如何解决这个“知识经验跨情境转移失败”的问题？除了多多反省观察自己之外，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多抽象其本质也是一个有力的办法，因为前面提到，正是表面不相似性阻碍了知识的迁移运用，我们常说有些人善于看到事物的本质，这样的人往往就是那些聪明人，因为他们更能够举一反三，将一个地方领悟的道理推广到另一个看上去很不一样的地方。
7. 认知失调与自我辩护。如果我们在听到别人的道理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心理上的倾向，那么即便别人给出一个有一定说服力的理由，根据认知失调理论，我们也会竭力为自己辩护；又由于世界是复杂的，所以我们几乎总是能够找到辩护的借口——“上次报纸上说一个英国老太太每天必吸一支烟，活了一百多岁呢。” （《Mistakes were made(but not by me)》）
8. 失败即成功。有时候，我们的确需要在撞南墙的过程中总结出经验教训（特别是对于尚未有人走过的路），并到达成功的彼岸。从信息收集者的角度来说，世界上没有成功或失败，失败的事情中揭露出来的信息一点也不比成功事件中的信息少，或许往往还能得到更多的东西。
9. 情绪对照。经历了失败之后，我们在做“正确”的事情的时候便会觉得更理直气壮。如果没有经历失败后的糟糕记忆，我们就算理性地认识到目前的做法是更合适的，也很难从情绪上强烈地感受到这么做的“正确感”。
10. 天性。我们有很多根植在大脑中的进化选择出来的天性（《Mean Genes》，《进化心理学》，《Predictably Irrational》，《别做正常的傻瓜》，《摇摆(Sway)：难以抗拒的非理性诱惑》，Behavioral Economics）。在判断与决策时这些天性的优先级总是最高的。然而，由于这些天性是在远古社会选择适应的，并不适应短短几百年我们才迈入的现代社会，所以我们总是听到内心两个声音吵架。比如我们的天性是目光短浅，只看到眼前利益（也许这对物质匮乏的远古社会是适应的）。所以即便有时候别人说服我们应该往长远考虑一些，他自己就曾经吃过只看眼前的亏，然而你的内心一个声音仍然在高叫着“管他呢！”。
如果在你没有很多钱的时候，有人告诉你，钱多的人并不更加幸福；钱与幸福感几乎不相关。你会相信吗？就算他拿出非常严谨、权威、科学的心理学研究结果（《撬动幸福》），也许你没法反驳，但你内心仍然还会有另一个声音在高喊：“管他的，还是让我先发了财再来担心这个问题吧”，我们似乎有两个大脑，一个理性区域（很可能定位于进化史上较晚近出现的新皮层（neocortex），这个皮层被认为是高级认知推理能力的所在），和一个原始区域。这两个区域并不总是合作无间的，很多时候我们面临两难决策的时候仿佛内心有两个声音在争吵，就是它们在吵架呢——理性的大脑告诉你应该这么做，但是直觉却大喊应该那么做。到底怎么做呢？最终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弄清楚——实验。但如果别人实验了之后告诉你幸福与钱并不想干，你会怎么看？在无可辩驳的证据面前你的理性大脑是被说服了，但是你的另一个大脑却根本不买帐，它的工作机制是：没钱就用焦虑来驱动你，让你寝食不安，等你挣到钱了，就给你短暂的满足感，之后让你迅速习惯于这点满足感，迫使你把目光投向更多的钱（进一步用焦虑来驱使你去赚更多的钱）。为什么你自己的大脑会跟你过不去呢？为什么它总是不让你开心呢？很简单，如果你总是感到满足的话，就不会去进取，在一个残酷的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中，你的这种不思进取的基因很快就会被淘汰。经过了漫长的筛选，如今剩下来的基因几乎都是挣钱机器（《Mean Genes》）。
贪婪、嫉妒、短视、投机，这些天性也许在远古社会曾经成功地让我们的祖先占取了生存繁殖优势（并不像某些宗教书籍说的这些是所谓“原罪”，它们只不过是适应于特定社会背景的进化心理机制、判断的与决策的heuristics而已），然而现代社会的情境已经改变，分享、合作、交流、长远、诚实，这些才是在现代社会获得成就的方法，但由于我们的天性还没为这个社会准备好（进化是需要时间的，由于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时间太短，才区区数百年，和漫长的几十万年想必只好比一瞬，进化的齿轮——需要经过一代代繁殖淘汰——根本还没来得及跟上，所以我们仍然在使用着适应远古社会的心理和生理机制），因此，我们常常需要用理性的声音去说服内心的原始人。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前提是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自身。
11. 习惯。我们常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习惯的力量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听到一番很有道理的话，但没过几天，发现自己又变回原来的老样子了。甚至于自己在一次困境中领悟出了一些很重要的道理，决定在下次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不再犯以前犯的错误，然而，当真正遇到下一次情况的时候发现自己无意识地又犯了同样的错误，谁说人不会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也许，对付我们强大的习惯的最佳办法是将自己认为正确的（不管是自己经过困难或失败而领悟的，还是看到书上或听到别人说的）写下来，并常常拿出来翻看。事实上，我的经验是，在写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进入到理性分析模块，进一步检验和推理那些道理，我们越是对一个道理审视的详细、深入、全面，大脑中留下的印象深刻，从记忆加工的角度来说，这叫深度加工，带来的结果就是该记忆与更多的提取线索相关联，于是便能够在更多的场景下被唤起（而不是被以往的习惯直接覆盖）（《找寻逝去的自我》）。
（二）亲身经历了就一定明白吗？
1. 很傻很天真的条件反射。条件反射是一个太傻太天真的系统——我们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往往就会选择放弃自己的做法。然而其实撞了南墙并不就一定意味着做法不对，可能只是时运不济。没有得到好的结果并不代表你的过程就错了。有人勤奋学习却发现中学同学撞大运成暴发户了或者找了个好老公，于是得到悲观结论说学习没啥用。可以想见，如果他因此就改变做法，整天等着机遇降临，同样也可能会一败涂地。同样，结果正确也并不代表方法就一定正确。在金融市场里面这样的情况尤其显著，让大猩猩来选择股票也有运气好的时候（《黑天鹅》），如果大势利好则更是如此。但难道这就代表所用的方法是正确的了吗？客观的做法是：看重过程，而不是看重单次的结果——因为再好的过程也可能会偶尔失利，但从长远来统计，好的过程总体上必然导致更好的结果。（《别做正常的傻瓜》第12章：“抓住老鼠的一定是好猫吗—结果偏见”对此有介绍。）
2. 认知偏差。我们有着各种各样系统的认知偏见：我们经常对事物作出错误的解释和归因（即便自己是亲历者），有时甚至反而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李笑来老师曾经讲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个有趣的故事：
我的教练臂围是43厘米，几乎和常人的大腿一般粗。有一次他告诉我他练习的诀窍——握哑铃的时候，一定要把手掌边缘贴到靠体侧的那一个哑铃片上。这样的话，哑铃的另外一端将自然地向外翻转一个很小的角度，臂屈伸的时候恰好可以使肌肉获得最大的曲张刺激。然后他得意而灿烂地笑着说，“多简单啊！”而我却突然明白了另外一件事：他的成功其实并不是来自于这个所谓“简单而神秘的技巧”，因为我认识另外一个健身教练臂围45厘米，我从来没看到那个45厘米臂围的教练用这种方法握哑铃。但他们都成功了。（摘自《心智力量的差异》）
事实上，很多成功者自己的总结都不靠谱，就是因为他们自己也难以对自己成功的原因进行正确的归因，比如我们都有这样一种倾向：将失败归因于外界因素，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能耐。（心理学把这个称为自我服务偏差）。此外人类的思维有着林林种种各种各样的认知偏差，不管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只要没有对人类思维和心理机制的基本了解，都难逃认知偏差的影响。作为一个开始：你也可以从《How we know what isn’t so》开始阅读一些经典的思维谬误，或者阅读元凯宁在 TopLanguage 上发的这篇科普：《关于“不了解的领域”，兼谈 Critical Thinking》
3. 情绪系统。我们之所以强烈地依赖于需要亲身体验一个负性事件来学习，是因为我们平常的决策与判断强烈地依赖于情绪系统的输出，如果一个事情“感觉上没错”，我们无论有多好的理由也很难说服自己不去做它，如果一个事情“感觉上不对”，则无论有多好的理由也很难说服自己去做它。这种对情绪系统的强烈依赖使得理性的证据在强烈的情绪面前显得孱弱。事实上，我们的直觉的确有不少时候是很灵的（《Blink》、《Gut Feelings》），但也有不少时候是失灵的（前文已经有例子了），正确的做法不是一概而论地听取直觉的意见或者一概而论地不听取，而是将它当成一个启发式的判断，然后利用自己的理性大脑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客观的、逻辑的检验（Critical Thinking）。我们是一定程度上能够驾驭情绪系统的，情绪系统毕竟只是我们的进化工具箱中的决策系统之一，而不是全部。另外始终别忘了情绪系统只是一个比较粗糙的判断决策系统，并且它很多时候是为了适应远古社会而非现代社会的（《Mean Genes》）。
（三）不需要经历也能明白——理性的力量
我们对于事物的思考深度常常是不够的，在浅层次的思考了之后，如果我们的情绪系统或者直觉已经给出了倾向，那么很少有人会继续深入地思考，而开始转向着手行动。这种匆忙的态度往往是失败的起源，在碰壁了之后，我们被动地“让事实告诉了我们”某方案是行不通的，让事实替代我们进行了思考和推理，我们从失败当中获得了信息，知道了为什么之前的方法是不恰当的，这就是一些时候我们认为要亲身经历才能明白的原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时候我们都只能“做了之后才发现…”，人类最强大的能力就是社会学习——
普通人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聪明人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
人类最强大的另一个能力则是归纳和推理——
A few lines of reasoning can change the way we see the world. (via)
我们可以仔细地，理性地思考、权衡各个选择的利弊，而不仅仅满足于情绪上的判断。 假设我们面临两个选择，A和B，我们可以结合别人的经历，利用自己的推理能力，去分别推断A或B选项带来的各种各样可能的利弊，对于其中不确定的因素我们或者可以进一步从别人那里收集更多的信息来使得判断更靠谱，或者可以对风险的上下界进行一些估计，总之，我们尽量去让我们大脑中假想的角色去经历失败——我们通过推理发现某条路行不通，就避免了现实中去碰一鼻子灰。
我们在大脑中走得越远，在现实中就走得越稳。我们在大脑中失败的次数越多，在现实中失败的次数就越少。
直到实在没法在事先知道答案（你所面临的问题是任何前人都没有探索过的），才必须亲自探险，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再是在重复别人走过的老路，而是探索者，创新者，因为我们站在了别人的肩膀上。
（四）尾
事实上，现代社会人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就是能否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往往是这类人能够迅速走在别人的前面，在别人跌倒的地方跳过去。如果我们事必躬亲，那么历史绝对不会进步，我们只会每个人从生下来开始都将别人犯过的错误再犯一遍，将别人趟过的泥潭再趟一遍，阳光底下就真的没有新鲜事了，历史就真的永远重复他自己了。然而历史告诉我们绝非如此，虽然很多人都会甚至需要自己犯一犯某些错误，但同样也有很多人能够在别人的错误中学习。
这是一个信息社会，所有人的经验教训，所有人的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以互联网为媒介传播开来，不管我们关注什么主题，总能迅速找到一堆书，论坛，网页，然而能否从中获取知识，避免做别人做过的俯卧撑，就看你有没有一双能够辨识的眼睛，和善于思考的心智（见《如何清晰地思考》），否则在海量的信息面前就永远只能是来打酱油的。
http://mindhacks.cn/2009/01/18/escape-from-your-shawshank-part1/
前言：《逃出你的肖申克》这个题目我早就放在心中，一直想写一写，但一直没有找到恰当的切入点。上次一个偶然的时候，发现可以以对一些人们常常放在嘴边的俗语进行解释为入口，以一年多来学习的关于思维的知识为基础，展开来说一些也许有用的东西，也刚好是对学过和思考过的东西的总结和整理，如果你在看过上次发的“如何清晰地思考——知识结构图”之后发现要读的书太多，无法下手的话，不妨将这个系列作为一个更详细的引路图，注意文中的各个超链接，他们都指向有价值的资料，引用出去的资料的价值远远大于这篇文章本身。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肖申克
（一）为什么我们常说很多时候一定要亲身经历了之后才能明白？
1. 切身体验。亲身经历一个负性事件带来的情绪记忆要比看着或听说别人遭受一个同样的事件所感受到的强烈得多，形成的负性条件反射也远远更持久。我们一定程度上的确能够感同身受，但心理学实验同样也表明，自己是无法从强度上真正感同身受别人的痛苦的，《Mistakes Were Made(But not by Me)》 p192 举了一个极聪明的实验：
即便两者实际上是一样程度的，我们自己所感受到的痛苦也总是比观望别人的痛苦要强烈得多。一个古老的笑话是这样说的：别人断了条腿没啥大不了的，我们断了根指甲就要大呼小叫了。这个笑话碰巧生动地描述了我们大脑的神经系统的工作方式。英国的神经科学家们曾经做了这么一个实验：将人们配对进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实验，每对被试食指上都夹着一个夹子，实验者通过这个夹子往其中一个人的食指施加一定的压力，然后让他施加同样的压力给他的同伴。结果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公平，尽管他们很努力地试图做到，然而他们总是施加更大的力道给他们的同伴——他们心里认为这正是他们所受到的力道。研究人员认为这一效应是我们的神经处理机制的自然副产品。这个实验有助于解释一个我们常常注意到的现象：两个人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拳，结果很快拳头的力道就会越来越重，从打闹变成了真正的打架。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是在公平地还以颜色，而实际上他们却并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是以眼还牙，结果再弹回来的时候那家伙就想卸你的腿了。（翻译）
好友徐宥最近经历了7个小时的肾结石，在博客中写道：
有句话叫感同身受。我没有体验过肾结石的那种痛苦前，只是道义上支持三鹿宝宝的维权；现在，我真心的支持三鹿宝宝维权行动。我甚至很想折腾一下那些往奶粉里面加三聚氰胺的人，那些知情封锁几个月的人和那些不许家长维权的人。有生之年，得给那些害人之人，一人冲杯三聚氰胺奶粉，让他们”感同身受”一下这种绞痛，认识一下自己干的是不是人事。
2. 别人口中的故事。别人口中的故事也许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难免受到他们自己观念的影响而产生偏见，我们每个人都带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个世界，客观且全面的描述一个事情极少有人能做到。别人的故事也许只是他们的想法，你自己亲身经历同样的事情也许完全又是另一种想法了。
3. 为什么。别人在告诉你一个道理的时候往往只能告诉你怎么(how)做，而难以说清为什么(why)要这么做，遑论“为什么一定(have to)要这么做”了（因为他们自己也不一定能说清）。在没有听到逻辑严密、无法辩驳的证据之前，你很难说服自己A选项优于B选项，直到最终自己在某一条路上撞了南墙才肯死心。
4. 世界是复杂的。更何况，很多时候人们根本无法确切地向你保证A选项一定优于B选项：比如，好好学习并不一定会有好的前程；不好好学习也并不一定以后就一塌糊涂。吸烟不一定短命，不吸烟也不一定长寿。坚持到底不一定就胜利（甚至有可能万劫不复），而不坚持到底也不一定就失败（学会放弃也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互相影响，用单一因果来解释事件几乎总是不恰当的，唯一能够靠谱地搞清因素X和因素Y之间的关系的方式就是通过随机控制实验。
5. 未来是不确定的。人类天生有一种寻求确定性的需要，以及控制周遭的小世界的需求。我们总是希望听到“你只要这样这样，以后就一定能够那样那样”这类令人窝心的话。然而与我们的控制错觉相反，这个世界有太多因素是不确定的，除了自己的因素比较可控之外，外界的机遇因素几乎完全不是能够控制或预测的。我们最多只能做好头脑准备，尽量不错失机遇。也正因此，你几乎永远也听不到足够有说服力的证据来告诉你“你只要…，就一定能够…”，因为成功并不是仅取决于个人因素的。个人因素往往只是成功的一个既非充分又非必要的条件，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无需悲观，因为毫无疑问，改善个人因素的确能够大大增加成功的几率。
6. 别人的道理，自己的事情。我们常常说类似“你说的没错，但是并不适用于我这里的情况”这样的话，自己的事情和别人的事情往往总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微小或巨大的差异，如果我们先入为主地不想听取别人的意见，就很容易自己说服（欺骗）自己说“情况不一样，所以道理不适用”（而实际上到底哪些情况不一样，为什么道理不适用，是不是真的不适用，我们根本就不去深究了）。另外，朋友给出的道理或故事总是跟他当初经历的情境细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记下了朋友的道理和故事，同时也就将这个道理和他当时经历的情境线索给挂钩起来了，于是当类似的情境发生的时候，你的记忆系统就能够根据情境线索提取出朋友当时说给你听的那些道理（《找寻逝去的自我》）；然而，这种记忆提取机制同时也有他的弱点，那就是当你经历的情境跟朋友当初经历的情境相似性不足（尽管抽象到本质上可能是一回事）的话，你就不会想起他曾经说的那些道理。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自己道理是听了一堆，结果自己生活中却不会用的原因。而所谓的能够“活学活用”，就是那些善于抓住知识本质，触类旁通，将道理外推到表面不相似但本质一样的问题领域之中的人，对此《Psychology of Problem Solving》的第11章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先让被试（皆为大学生）阅读一段军事材料，这个材料是说一小撮军队如何通过同时从几个不同方向小规模攻击来击溃一个防守严实的军事堡垒的。事实上这个例子的本质是对一个点的同时的弱攻击能够集聚成强大的力量。然后被试被要求解决一个问题：一个医生想要用X射线杀死一个恶性肿瘤，这个肿瘤只可以通过高强度的X射线杀死，然而那样的话就会伤及周围的良好组织。医生应该怎么办呢？在没有给出先前的军队的例子的被试中只有10%想到答案，这是控制基线。然后，在先前学习了军队例子的被试中，这个比例也仅仅只增加到30%，也就是说只有额外20%的人“自动”地将知识进行了转移（自己就能触类旁通）。最后一组是在提醒之下做的，达到了75%，即比“自动”转移组增加了45%之多（需要别人提醒）。这个例子说明，知识的表象细节会迷惑我们的眼睛，阻碍我们对知识的转移运用，在这个例子中，两个问题领域表面上是不相似的，但本质上是一样的。然而就是因为表面上不相似，而我们的记忆提取又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些表象上的线索来提取的，因此这些表面不相似性便阻碍了我们在问题之间进行的类比，阻碍了我们将在一个情境下掌握的道理运用到另一个情境下。
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我在学习专业知识的时候经常使用 Google ，遇到知识性问题第一反应就是上 Google ，或者上 Wikipedia 。然而，在实际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生活问题的时候，往往第一时间想到的却不是 Google ，而是之前解决生活问题的时候建立起来的习惯（比如询问身边的朋友，或者干脆放一边不管）（虽然我曾经总结并告诉自己说“遇到任何知识性问题，第一时间问 Google ”），怎么会这样呢？生活问题难道不也是问题？难道不也应该联想到对待专业问题的方法——Google 之吗？可是我们的记忆系统的特点决定了不是这样的，生活问题就是生活问题，大脑会第一时间将我们之前怎样解决生活问题的方式提取出来，这个优先级要远远高于一个更一般的策略——Google，只有当没有特定策略的时候，大脑才会退而求其次寻求一般性策略。
还有更生动的：有一次在豆瓣上看到某人日记里面提到一个讲座，后面写了一些感想，但讲座的链接没有给出，于是我第一反应就是留言问他要链接，但是实际上呢？只要把讲座的关键字扔到 Google 上就行了。我可是 Google 的重度使用者啊，怎么会忘了这个呢？！
事实上，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一般有两个思维步骤：一是根据问题情境线索从记忆系统当中提取以往成功过的方案（沿袭类似情境下用过的可行方法，这个也被称为 mental shortcut），然后评估该方案是否已经能够解决当前问题了，如果能够，就中止记忆搜寻（这个也被称为 satisficing 原则），在刚才提到的日记问题中，留言询问作者是我在成为 Google 重度使用者之前建立起来的、针对这类情境的特定习惯，甚至也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一习惯（如果一个人详细说到某件事情，他肯定知道个中究竟），而且这个方法的确满足可行原则，因此，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下，我不假思索地就沿袭了旧习惯，而没有成功地将在另一个问题领域建立的更好的方法推广到这个问题中来。如前面所说的，如果这个日记是不允许留言的，并且我不认识这个作者，我可能就会立即想到去 Google 了。
如何解决这个“知识经验跨情境转移失败”的问题？除了多多反省观察自己之外，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多抽象其本质也是一个有力的办法，因为前面提到，正是表面不相似性阻碍了知识的迁移运用，我们常说有些人善于看到事物的本质，这样的人往往就是那些聪明人，因为他们更能够举一反三，将一个地方领悟的道理推广到另一个看上去很不一样的地方。
7. 认知失调与自我辩护。如果我们在听到别人的道理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心理上的倾向，那么即便别人给出一个有一定说服力的理由，根据认知失调理论，我们也会竭力为自己辩护；又由于世界是复杂的，所以我们几乎总是能够找到辩护的借口——“上次报纸上说一个英国老太太每天必吸一支烟，活了一百多岁呢。” （《Mistakes were made(but not by me)》）
8. 失败即成功。有时候，我们的确需要在撞南墙的过程中总结出经验教训（特别是对于尚未有人走过的路），并到达成功的彼岸。从信息收集者的角度来说，世界上没有成功或失败，失败的事情中揭露出来的信息一点也不比成功事件中的信息少，或许往往还能得到更多的东西。
9. 情绪对照。经历了失败之后，我们在做“正确”的事情的时候便会觉得更理直气壮。如果没有经历失败后的糟糕记忆，我们就算理性地认识到目前的做法是更合适的，也很难从情绪上强烈地感受到这么做的“正确感”。
10. 天性。我们有很多根植在大脑中的进化选择出来的天性（《Mean Genes》，《进化心理学》，《Predictably Irrational》，《别做正常的傻瓜》，《摇摆(Sway)：难以抗拒的非理性诱惑》，Behavioral Economics）。在判断与决策时这些天性的优先级总是最高的。然而，由于这些天性是在远古社会选择适应的，并不适应短短几百年我们才迈入的现代社会，所以我们总是听到内心两个声音吵架。比如我们的天性是目光短浅，只看到眼前利益（也许这对物质匮乏的远古社会是适应的）。所以即便有时候别人说服我们应该往长远考虑一些，他自己就曾经吃过只看眼前的亏，然而你的内心一个声音仍然在高叫着“管他呢！”。
如果在你没有很多钱的时候，有人告诉你，钱多的人并不更加幸福；钱与幸福感几乎不相关。你会相信吗？就算他拿出非常严谨、权威、科学的心理学研究结果（《撬动幸福》），也许你没法反驳，但你内心仍然还会有另一个声音在高喊：“管他的，还是让我先发了财再来担心这个问题吧”，我们似乎有两个大脑，一个理性区域（很可能定位于进化史上较晚近出现的新皮层（neocortex），这个皮层被认为是高级认知推理能力的所在），和一个原始区域。这两个区域并不总是合作无间的，很多时候我们面临两难决策的时候仿佛内心有两个声音在争吵，就是它们在吵架呢——理性的大脑告诉你应该这么做，但是直觉却大喊应该那么做。到底怎么做呢？最终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弄清楚——实验。但如果别人实验了之后告诉你幸福与钱并不想干，你会怎么看？在无可辩驳的证据面前你的理性大脑是被说服了，但是你的另一个大脑却根本不买帐，它的工作机制是：没钱就用焦虑来驱动你，让你寝食不安，等你挣到钱了，就给你短暂的满足感，之后让你迅速习惯于这点满足感，迫使你把目光投向更多的钱（进一步用焦虑来驱使你去赚更多的钱）。为什么你自己的大脑会跟你过不去呢？为什么它总是不让你开心呢？很简单，如果你总是感到满足的话，就不会去进取，在一个残酷的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中，你的这种不思进取的基因很快就会被淘汰。经过了漫长的筛选，如今剩下来的基因几乎都是挣钱机器（《Mean Genes》）。
贪婪、嫉妒、短视、投机，这些天性也许在远古社会曾经成功地让我们的祖先占取了生存繁殖优势（并不像某些宗教书籍说的这些是所谓“原罪”，它们只不过是适应于特定社会背景的进化心理机制、判断的与决策的heuristics而已），然而现代社会的情境已经改变，分享、合作、交流、长远、诚实，这些才是在现代社会获得成就的方法，但由于我们的天性还没为这个社会准备好（进化是需要时间的，由于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时间太短，才区区数百年，和漫长的几十万年想必只好比一瞬，进化的齿轮——需要经过一代代繁殖淘汰——根本还没来得及跟上，所以我们仍然在使用着适应远古社会的心理和生理机制），因此，我们常常需要用理性的声音去说服内心的原始人。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前提是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自身。
11. 习惯。我们常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习惯的力量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听到一番很有道理的话，但没过几天，发现自己又变回原来的老样子了。甚至于自己在一次困境中领悟出了一些很重要的道理，决定在下次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不再犯以前犯的错误，然而，当真正遇到下一次情况的时候发现自己无意识地又犯了同样的错误，谁说人不会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也许，对付我们强大的习惯的最佳办法是将自己认为正确的（不管是自己经过困难或失败而领悟的，还是看到书上或听到别人说的）写下来，并常常拿出来翻看。事实上，我的经验是，在写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进入到理性分析模块，进一步检验和推理那些道理，我们越是对一个道理审视的详细、深入、全面，大脑中留下的印象深刻，从记忆加工的角度来说，这叫深度加工，带来的结果就是该记忆与更多的提取线索相关联，于是便能够在更多的场景下被唤起（而不是被以往的习惯直接覆盖）（《找寻逝去的自我》）。
（二）亲身经历了就一定明白吗？
1. 很傻很天真的条件反射。条件反射是一个太傻太天真的系统——我们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往往就会选择放弃自己的做法。然而其实撞了南墙并不就一定意味着做法不对，可能只是时运不济。没有得到好的结果并不代表你的过程就错了。有人勤奋学习却发现中学同学撞大运成暴发户了或者找了个好老公，于是得到悲观结论说学习没啥用。可以想见，如果他因此就改变做法，整天等着机遇降临，同样也可能会一败涂地。同样，结果正确也并不代表方法就一定正确。在金融市场里面这样的情况尤其显著，让大猩猩来选择股票也有运气好的时候（《黑天鹅》），如果大势利好则更是如此。但难道这就代表所用的方法是正确的了吗？客观的做法是：看重过程，而不是看重单次的结果——因为再好的过程也可能会偶尔失利，但从长远来统计，好的过程总体上必然导致更好的结果。（《别做正常的傻瓜》第12章：“抓住老鼠的一定是好猫吗—结果偏见”对此有介绍。）
2. 认知偏差。我们有着各种各样系统的认知偏见：我们经常对事物作出错误的解释和归因（即便自己是亲历者），有时甚至反而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李笑来老师曾经讲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个有趣的故事：
我的教练臂围是43厘米，几乎和常人的大腿一般粗。有一次他告诉我他练习的诀窍——握哑铃的时候，一定要把手掌边缘贴到靠体侧的那一个哑铃片上。这样的话，哑铃的另外一端将自然地向外翻转一个很小的角度，臂屈伸的时候恰好可以使肌肉获得最大的曲张刺激。然后他得意而灿烂地笑着说，“多简单啊！”而我却突然明白了另外一件事：他的成功其实并不是来自于这个所谓“简单而神秘的技巧”，因为我认识另外一个健身教练臂围45厘米，我从来没看到那个45厘米臂围的教练用这种方法握哑铃。但他们都成功了。（摘自《心智力量的差异》）
事实上，很多成功者自己的总结都不靠谱，就是因为他们自己也难以对自己成功的原因进行正确的归因，比如我们都有这样一种倾向：将失败归因于外界因素，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能耐。（心理学把这个称为自我服务偏差）。此外人类的思维有着林林种种各种各样的认知偏差，不管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只要没有对人类思维和心理机制的基本了解，都难逃认知偏差的影响。作为一个开始：你也可以从《How we know what isn’t so》开始阅读一些经典的思维谬误，或者阅读元凯宁在 TopLanguage 上发的这篇科普：《关于“不了解的领域”，兼谈 Critical Thinking》
3. 情绪系统。我们之所以强烈地依赖于需要亲身体验一个负性事件来学习，是因为我们平常的决策与判断强烈地依赖于情绪系统的输出，如果一个事情“感觉上没错”，我们无论有多好的理由也很难说服自己不去做它，如果一个事情“感觉上不对”，则无论有多好的理由也很难说服自己去做它。这种对情绪系统的强烈依赖使得理性的证据在强烈的情绪面前显得孱弱。事实上，我们的直觉的确有不少时候是很灵的（《Blink》、《Gut Feelings》），但也有不少时候是失灵的（前文已经有例子了），正确的做法不是一概而论地听取直觉的意见或者一概而论地不听取，而是将它当成一个启发式的判断，然后利用自己的理性大脑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客观的、逻辑的检验（Critical Thinking）。我们是一定程度上能够驾驭情绪系统的，情绪系统毕竟只是我们的进化工具箱中的决策系统之一，而不是全部。另外始终别忘了情绪系统只是一个比较粗糙的判断决策系统，并且它很多时候是为了适应远古社会而非现代社会的（《Mean Genes》）。
（三）不需要经历也能明白——理性的力量
我们对于事物的思考深度常常是不够的，在浅层次的思考了之后，如果我们的情绪系统或者直觉已经给出了倾向，那么很少有人会继续深入地思考，而开始转向着手行动。这种匆忙的态度往往是失败的起源，在碰壁了之后，我们被动地“让事实告诉了我们”某方案是行不通的，让事实替代我们进行了思考和推理，我们从失败当中获得了信息，知道了为什么之前的方法是不恰当的，这就是一些时候我们认为要亲身经历才能明白的原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时候我们都只能“做了之后才发现…”，人类最强大的能力就是社会学习——
普通人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聪明人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
人类最强大的另一个能力则是归纳和推理——
A few lines of reasoning can change the way we see the world. (via)
我们可以仔细地，理性地思考、权衡各个选择的利弊，而不仅仅满足于情绪上的判断。 假设我们面临两个选择，A和B，我们可以结合别人的经历，利用自己的推理能力，去分别推断A或B选项带来的各种各样可能的利弊，对于其中不确定的因素我们或者可以进一步从别人那里收集更多的信息来使得判断更靠谱，或者可以对风险的上下界进行一些估计，总之，我们尽量去让我们大脑中假想的角色去经历失败——我们通过推理发现某条路行不通，就避免了现实中去碰一鼻子灰。
我们在大脑中走得越远，在现实中就走得越稳。我们在大脑中失败的次数越多，在现实中失败的次数就越少。
直到实在没法在事先知道答案（你所面临的问题是任何前人都没有探索过的），才必须亲自探险，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再是在重复别人走过的老路，而是探索者，创新者，因为我们站在了别人的肩膀上。
（四）尾
事实上，现代社会人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就是能否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往往是这类人能够迅速走在别人的前面，在别人跌倒的地方跳过去。如果我们事必躬亲，那么历史绝对不会进步，我们只会每个人从生下来开始都将别人犯过的错误再犯一遍，将别人趟过的泥潭再趟一遍，阳光底下就真的没有新鲜事了，历史就真的永远重复他自己了。然而历史告诉我们绝非如此，虽然很多人都会甚至需要自己犯一犯某些错误，但同样也有很多人能够在别人的错误中学习。
这是一个信息社会，所有人的经验教训，所有人的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以互联网为媒介传播开来，不管我们关注什么主题，总能迅速找到一堆书，论坛，网页，然而能否从中获取知识，避免做别人做过的俯卧撑，就看你有没有一双能够辨识的眼睛，和善于思考的心智（见《如何清晰地思考》），否则在海量的信息面前就永远只能是来打酱油的。
Friday, 27 February 2009
村上春树：永远在蛋这一边
http://www.hecaitou.com/blogs/hecaitou/archives/133370.aspx
【转载者按】村上春树于2月22日前往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在他动身之前，以色列进攻加沙地带，攻击哈马斯组织。因为这个缘故，许多人劝说村上春树不要去以色列，甚至表示如果他去了的话，就会抵制他的书。可是，村上春树还是去了，并且在那里发表了一次讲演。
博客BTR（鼻涕人）根据以色列《Haaretz》报上刊登的演讲内容，翻译为中文。
作者：鼻涕人《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来源：村上春树：永远在蛋这一边（上）村上春树：永远在蛋这一边（下）
《永远在蛋这一边》高くて、固い壁があり、それにぶつかって壊れる卵があるとしたら、私は常に卵側に立つ村上春树
今天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来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职业撒谎者。
当然，并不只有小说家才撒谎。政治家也做这个，我们都知道。外交官和军人有时也说他们自己的那种谎，二手车销售员、肉贩和建筑商也是。但小说家的谎 言与其他人的不同，因为没有人会批评小说家说谎不道德。甚至，他说的谎言越好、越大、制造谎言的方式越有独创性，他就越有可能受到公众和评论家的表扬。为 什么会这样呢？
我的回答会是这样：即，通过讲述精巧的谎言——也就是说，通过编造看起来是真实的虚构故事——小说家能够把一种真实带到新的地方，赋予它新的见解。 在多数情况下，要以原初的形态领会一个事实并准确描绘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把事实从它的藏身之处诱出，将之转移到虚构之地，用虚构的形式取而代 之，以试图抓住它的尾巴。然而，为了完成这点，我们必须首先厘清在我们之中真实在哪儿。要编造优秀的谎言，这是一种重要的资质。
不过，今天我不打算撒谎。我会努力尽可能地诚实。一年里有几天我不说谎，今天碰巧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很多人建议我不要来这儿领取耶路撒冷奖。有些人甚至警告我，如果我来，他们就会策划抵制我的书。
此中的原因，当然是肆虐于加沙地区的激烈战争。联合国报道，有超过一千多人在被封锁的加沙城内失去了生命，其中不少是手无寸铁的公民——孩子和老人。
收到获奖通知后，我多次问自己，是否要在像这样的时候到以色列来，接受一个文学奖是不是合适，这是否会造成一种印象，让人以为我支持冲突的某一方， 以为我赞同某国决意释放其压倒性军事力量的政策。当然，我不愿予人这种印象。我不赞同任何战争，我不支持任何国家。当然，我也不想看见我的书遭到抵制。
然而最终，经过仔细考虑，我下定决心来到这里。我如此决定的原因之一是，有太多人建议我不要来。或许，就像许多其他小说家，对于人们要我做的事，我 倾向于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人们告诉我——尤其当他们警告我——“别去那儿，”“别做那个，”我就倾向于想去那儿，想做那个。你们或许可以说，这是我作为小 说家的天性。小说家是异类。他们不能真正相信任何他们没有亲眼看过、亲手接触过的东西。
而那就是我为什么在这儿。我宁愿来这儿，而非呆在远处。我宁愿亲眼来看，而非不去观看。我宁愿向你们演讲，而非什么都不说。
这并不是说我来这儿，是来传达政治讯息的。当然，做出是非判断是小说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然而，把这些判断传达给他人的方式，要留给每个作家来决定。我自己宁愿把它们转化为故事——趋向于超现实的故事。因此今天我不打算站在你们面前，传达直接的政治讯息。
但请你们允许我发表一条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写小说时一直记在心里的东西。我从未郑重其事到把它写在纸上，贴到墙上：而宁愿，把它刻在我内心的墙上，它大约如此：
“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对，不管墙有多么正确，蛋有多么错，我都会站在蛋这一边。其他人会不得不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许时间或历史会决定。如果有一个小说家，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所写的作品站在墙那边，那么这样的作品会有什么价值呢？
这个隐喻的涵义是什么？有些情况下，它实在太简单明白了。轰炸机、坦克、火箭和白磷炮弹是那坚硬的高墙。蛋是那些被碾碎、被烧焦、被射杀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这是该隐喻的涵义之一。
可这不是全部。它有更深刻的涵义。这样来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无法取代的灵魂，被包裹在一个脆弱的壳 里。我是如此，你们每一个人也是。而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面对着一堵坚硬的高墙。这堵墙有个名字：它叫体制（The System）。体制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不再受任何人所控，然后它开始杀害我们，及令我们杀害他人---无情地，高效地，系统地。
我写小说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使个人灵魂的尊严显现，并用光芒照耀它。故事的用意是敲响警钟，使一道光线对准体制，以防止它使我们的灵魂陷于它的网 络而贬低灵魂。我完全相信，小说家的任务是通过写作故事来不断试图厘清每个个体灵魂的独特性---生与死的故事，爱的故事，使人哭泣、使人害怕得发抖和捧 腹大笑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日复一日，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编造着虚构故事的原因。
我的父亲去年去世，享年九十。他是位退休教师，兼佛教僧人。读研究院时，他应征入伍，被派去中国打仗。我是战后出生的孩子，经常看见他每日早餐前，在家里的佛坛前长时间虔诚地祈祷。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告诉我他是在为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祈祷。
他说，他为所有死去的人祈祷，无论敌友。我凝视着他跪在祭坛前的背影，似乎感到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
我的父亲死了，他带走了他的记忆，我永远不可能了解的记忆。但潜藏在他周围的死亡气息却留在了我自身的记忆里。这是少数几样我从他那儿承继下去的东西之一，其中最重要的之一。
今天我只希望向你们传达一件事。我们都是人类，都是超越国籍、种族、宗教的个体，都是脆弱的蛋，面对着一堵叫作“体制”的坚硬的墙。显然，我们没有 获胜的希望。这堵墙太高，太强---也太冷。假如我们有任何赢的希望，那一定来自我们对于自身及他人灵魂绝对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信任，来自于我们灵魂 聚集一处获得的温暖。
花点时间想一想这个吧。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真实的、活着的灵魂。体制没有这种东西。我们一定不能让体制来利用我们。我们一定不能让体制完全失去控制。体制没有造就我们，我们造就了体制。
那就是所有我要对你们说的话。
我很荣幸获得耶路撒冷奖。我很荣幸我的书正被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们阅读着。我也很高兴今天有这机会向你们演讲。
（完）
【转载者按】村上春树于2月22日前往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在他动身之前，以色列进攻加沙地带，攻击哈马斯组织。因为这个缘故，许多人劝说村上春树不要去以色列，甚至表示如果他去了的话，就会抵制他的书。可是，村上春树还是去了，并且在那里发表了一次讲演。
博客BTR（鼻涕人）根据以色列《Haaretz》报上刊登的演讲内容，翻译为中文。
作者：鼻涕人《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来源：村上春树：永远在蛋这一边（上）村上春树：永远在蛋这一边（下）
《永远在蛋这一边》高くて、固い壁があり、それにぶつかって壊れる卵があるとしたら、私は常に卵側に立つ村上春树
今天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来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职业撒谎者。
当然，并不只有小说家才撒谎。政治家也做这个，我们都知道。外交官和军人有时也说他们自己的那种谎，二手车销售员、肉贩和建筑商也是。但小说家的谎 言与其他人的不同，因为没有人会批评小说家说谎不道德。甚至，他说的谎言越好、越大、制造谎言的方式越有独创性，他就越有可能受到公众和评论家的表扬。为 什么会这样呢？
我的回答会是这样：即，通过讲述精巧的谎言——也就是说，通过编造看起来是真实的虚构故事——小说家能够把一种真实带到新的地方，赋予它新的见解。 在多数情况下，要以原初的形态领会一个事实并准确描绘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把事实从它的藏身之处诱出，将之转移到虚构之地，用虚构的形式取而代 之，以试图抓住它的尾巴。然而，为了完成这点，我们必须首先厘清在我们之中真实在哪儿。要编造优秀的谎言，这是一种重要的资质。
不过，今天我不打算撒谎。我会努力尽可能地诚实。一年里有几天我不说谎，今天碰巧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很多人建议我不要来这儿领取耶路撒冷奖。有些人甚至警告我，如果我来，他们就会策划抵制我的书。
此中的原因，当然是肆虐于加沙地区的激烈战争。联合国报道，有超过一千多人在被封锁的加沙城内失去了生命，其中不少是手无寸铁的公民——孩子和老人。
收到获奖通知后，我多次问自己，是否要在像这样的时候到以色列来，接受一个文学奖是不是合适，这是否会造成一种印象，让人以为我支持冲突的某一方， 以为我赞同某国决意释放其压倒性军事力量的政策。当然，我不愿予人这种印象。我不赞同任何战争，我不支持任何国家。当然，我也不想看见我的书遭到抵制。
然而最终，经过仔细考虑，我下定决心来到这里。我如此决定的原因之一是，有太多人建议我不要来。或许，就像许多其他小说家，对于人们要我做的事，我 倾向于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人们告诉我——尤其当他们警告我——“别去那儿，”“别做那个，”我就倾向于想去那儿，想做那个。你们或许可以说，这是我作为小 说家的天性。小说家是异类。他们不能真正相信任何他们没有亲眼看过、亲手接触过的东西。
而那就是我为什么在这儿。我宁愿来这儿，而非呆在远处。我宁愿亲眼来看，而非不去观看。我宁愿向你们演讲，而非什么都不说。
这并不是说我来这儿，是来传达政治讯息的。当然，做出是非判断是小说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然而，把这些判断传达给他人的方式，要留给每个作家来决定。我自己宁愿把它们转化为故事——趋向于超现实的故事。因此今天我不打算站在你们面前，传达直接的政治讯息。
但请你们允许我发表一条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写小说时一直记在心里的东西。我从未郑重其事到把它写在纸上，贴到墙上：而宁愿，把它刻在我内心的墙上，它大约如此：
“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对，不管墙有多么正确，蛋有多么错，我都会站在蛋这一边。其他人会不得不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许时间或历史会决定。如果有一个小说家，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所写的作品站在墙那边，那么这样的作品会有什么价值呢？
这个隐喻的涵义是什么？有些情况下，它实在太简单明白了。轰炸机、坦克、火箭和白磷炮弹是那坚硬的高墙。蛋是那些被碾碎、被烧焦、被射杀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这是该隐喻的涵义之一。
可这不是全部。它有更深刻的涵义。这样来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无法取代的灵魂，被包裹在一个脆弱的壳 里。我是如此，你们每一个人也是。而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面对着一堵坚硬的高墙。这堵墙有个名字：它叫体制（The System）。体制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不再受任何人所控，然后它开始杀害我们，及令我们杀害他人---无情地，高效地，系统地。
我写小说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使个人灵魂的尊严显现，并用光芒照耀它。故事的用意是敲响警钟，使一道光线对准体制，以防止它使我们的灵魂陷于它的网 络而贬低灵魂。我完全相信，小说家的任务是通过写作故事来不断试图厘清每个个体灵魂的独特性---生与死的故事，爱的故事，使人哭泣、使人害怕得发抖和捧 腹大笑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日复一日，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编造着虚构故事的原因。
我的父亲去年去世，享年九十。他是位退休教师，兼佛教僧人。读研究院时，他应征入伍，被派去中国打仗。我是战后出生的孩子，经常看见他每日早餐前，在家里的佛坛前长时间虔诚地祈祷。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告诉我他是在为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祈祷。
他说，他为所有死去的人祈祷，无论敌友。我凝视着他跪在祭坛前的背影，似乎感到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
我的父亲死了，他带走了他的记忆，我永远不可能了解的记忆。但潜藏在他周围的死亡气息却留在了我自身的记忆里。这是少数几样我从他那儿承继下去的东西之一，其中最重要的之一。
今天我只希望向你们传达一件事。我们都是人类，都是超越国籍、种族、宗教的个体，都是脆弱的蛋，面对着一堵叫作“体制”的坚硬的墙。显然，我们没有 获胜的希望。这堵墙太高，太强---也太冷。假如我们有任何赢的希望，那一定来自我们对于自身及他人灵魂绝对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信任，来自于我们灵魂 聚集一处获得的温暖。
花点时间想一想这个吧。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真实的、活着的灵魂。体制没有这种东西。我们一定不能让体制来利用我们。我们一定不能让体制完全失去控制。体制没有造就我们，我们造就了体制。
那就是所有我要对你们说的话。
我很荣幸获得耶路撒冷奖。我很荣幸我的书正被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们阅读着。我也很高兴今天有这机会向你们演讲。
（完）
还是北京女病人呀
看她的博看了这么多年，就跟看着另外一个自己的成长，而那个自己，远比真实的自己更有智慧更会表达。
只有自己知道到底哪一部分发生了变化。
却玄妙得无法用语言来表述。
我以为我会怎么样，但实际上我已经不会怎么样了；
我希望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结局，但如今假如过程太复杂太辛苦，我也已经懒得去争取那个结局；
我以为我会在乎很多事，并且依然装作很在乎的样子其实心里已经完全不觉得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并且有多荒谬；
其他波澜起伏，也不过是水面上随风而动的涟漪一二而已。
当你没有什么可以为之所动的时候，日子反而变得容易，并且鸡飞狗跳万紫千红妩媚娇艳起来。
内心开始坚硬的时候外表就会柔软，拼命想记住的时候却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忘记了。
其实每个人都是强忍着绝望活在这世界上，有人自知，有人不自知。但每个人都是一样在努力让自己的生命丰盈起来不那么无趣和荒芜。从宏观角度来看，还是挺好玩儿的。
只有自己知道到底哪一部分发生了变化。
却玄妙得无法用语言来表述。
我以为我会怎么样，但实际上我已经不会怎么样了；
我希望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结局，但如今假如过程太复杂太辛苦，我也已经懒得去争取那个结局；
我以为我会在乎很多事，并且依然装作很在乎的样子其实心里已经完全不觉得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并且有多荒谬；
其他波澜起伏，也不过是水面上随风而动的涟漪一二而已。
当你没有什么可以为之所动的时候，日子反而变得容易，并且鸡飞狗跳万紫千红妩媚娇艳起来。
内心开始坚硬的时候外表就会柔软，拼命想记住的时候却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忘记了。
其实每个人都是强忍着绝望活在这世界上，有人自知，有人不自知。但每个人都是一样在努力让自己的生命丰盈起来不那么无趣和荒芜。从宏观角度来看，还是挺好玩儿的。
《立春》里的文艺女青年的台词
“每年的春天一来，实际上也不意味着甚，但我们总觉得要有甚大事发生似的，我们心哈儿总是蠢蠢欲动。可等春天整个儿都过可了，根本甚也么发生。我们就很失望，好像错过了甚似的。立春一过，实际上城市哈儿还么甚春天的迹象，但是风真的就不一样了。风好像在一夜间，就变得温柔潮湿起来了。这样的风一吹过来，我们就可想哭了，我们知道我是自己被自己给感动。”
Monday, 9 February 2009
《给一个未出世的孩子的信》/法拉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7a4e7c01000dd8.html
法拉奇写这本书之前，她失去过一个孩子。1975年的一天，《欧洲人》杂志的主编指名法拉奇写一篇有关人工流产方面的文章。1977年在意大利，议会通过了一个人工流产法案。1978年，人工流产被宣布为合法。
她用了六个月，写成此书。
下面的两段，第一段是海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给一个未出世的孩子的信》/ 毛喻原、王大迟译，第二段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意大利文学史〉/张世华著中的一段引文。我比较喜欢张世华的版本。
“……我喜欢你成为一个女人。我希望你有一天能有机会去经历我现在正经历的事情。我一点也不同意我母亲的看法，她认为作一个女人就是一种灾难和不幸。我母亲在感到难受时经常叹息：“唉，要是我被生为一个男人那该有多好！”我知道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由男人为男人们建造的世界，他们的专制如此古老，甚至可以追溯语言中的一些事实。man（男人）这个字同时具有男人和女人的意思；mankind（这是由man派生出来的词）可以意指所有的人；一个人说凶手，都是使用homicide这个字，而不管这凶手是男还是女。在那些由男性杜撰的解释生命的传说中，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是男人，名叫亚当。夏娃是之后为了给这个男人提供欢乐和给他引起事端才被创造出来的女人。在众多的教堂装饰画中，上帝被描绘成一个蓄着胡须的男性长者，而非一个披着长发的老妇人。所有的英雄几乎都是男性：从发现火的普罗米修斯到尝试飞翔的伊卡洛斯，至于那位被称之为上帝之子和圣灵之子的耶稣，尽管是女人给了他生命，但这女人也几乎被人们称为育儿器和奶妈。然而，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才觉得当一个女人才会有那么令人着迷。显示勇气，接受不生育的挑战显然是一种冒险。如果你生为一个女人，你就会遭遇许多事情。首先，你将不得不为提出那种设想上帝存在，他也可能是一个长着白发的老妇人或一个美丽的小姑娘的主张而作出努力。其次，你还得作出努力去解释夏娃摘苹果那天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什么罪恶：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应该被人誉为人类了不起的反抗的美德。最后，你还得作出努力去说明在光滑的体内存在着一种清晰可听的理智的哭喊。作一个母亲并非一种交易。它甚至也不是一种义务。它仅仅是诸种权利之中的一种权利。对你来说，它将是另外一种叫你去相信这一事实的努力。尽管你很少能够做到这一点。你经常，几乎总是会失败。然而你根本不必为此失去信心。战斗本身比获胜更为可取，行走本身比到达更为美好：因为要是你一旦胜利或达到目的，你完全会感到内心空虚。为了克服这种空虚，你又不得不再次展开你的旅程，拟订出一个新的目标。是啊，我希望你是一个女人。我希望你绝不会说那些我母亲曾经说过的话。我绝不会说那些话。 ——毛喻原、王大迟译
如果你生下来是一个男孩，我同样会感到高兴，也许我会感到更满意，因为你将不会遭受那么多的凌辱，别人也不会轻易把你当做奴仆或欺凌的对象。你倘若是一个男人，你就不必担心在街道的暗处遭人强暴，也无须有一张漂亮的脸蛋让人一见你就答应聘用你，更不需要用你窈窕的身材来掩盖自己低下的智商；要是你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睡觉，没有人会对你说三道四。假如你是一个男人，没有人会对你说：你那罪恶的一生就是从你偷摘一只苹果那天开始的。你若是一个男人，你就不会活得这么累，你甚至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如果世上果真有上帝，她或许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妪或年轻美貌的女子。假如你是一个男人，当你表示不从的时候不必担心旁人会取笑你；即使你爱上一个人，半夜醒来也不会产生坠入万丈深渊的恐怖感觉，你可以名正言顺地捍卫自己的权益而不受侮辱。当然你也明白，做一个男人也并非一件易事，因为你将遭受其他方面的奴役和不公正的待遇。就因为你有发达的肌肉，他们会让你肩挑沉重的担子，或蛮横无理地强迫你承担重任。就因为你长着胡须，如果你想哭或者需要别人的柔情，你就有可能成为被人取笑的话柄。就因为你前面长着那个玩意儿，他们会命令你开赴战场参与屠杀或者被他人杀死；他们会要求你与他们沆瀣一气，并为延续他们在洞穴里建立的独裁统治卖命。然而，正因为如此，做一回男人才是一次美妙的人生经历，你永远不会有失落感。至少，我是这么想的。倘若你生下来是一个男孩，我希望你能成为我心目中的那种人：对弱者和蔼可亲，对专政跋扈者毫不手软，对爱你的人宽宏大量，对左右你命运的人冷酷无情。要是有人对你说，基督耶稣是上帝和圣灵的儿子而不是女人生育的孩子，那人便是你的不共戴天之敌。——张世华译
法拉奇写这本书之前，她失去过一个孩子。1975年的一天，《欧洲人》杂志的主编指名法拉奇写一篇有关人工流产方面的文章。1977年在意大利，议会通过了一个人工流产法案。1978年，人工流产被宣布为合法。
她用了六个月，写成此书。
下面的两段，第一段是海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给一个未出世的孩子的信》/ 毛喻原、王大迟译，第二段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意大利文学史〉/张世华著中的一段引文。我比较喜欢张世华的版本。
“……我喜欢你成为一个女人。我希望你有一天能有机会去经历我现在正经历的事情。我一点也不同意我母亲的看法，她认为作一个女人就是一种灾难和不幸。我母亲在感到难受时经常叹息：“唉，要是我被生为一个男人那该有多好！”我知道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由男人为男人们建造的世界，他们的专制如此古老，甚至可以追溯语言中的一些事实。man（男人）这个字同时具有男人和女人的意思；mankind（这是由man派生出来的词）可以意指所有的人；一个人说凶手，都是使用homicide这个字，而不管这凶手是男还是女。在那些由男性杜撰的解释生命的传说中，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是男人，名叫亚当。夏娃是之后为了给这个男人提供欢乐和给他引起事端才被创造出来的女人。在众多的教堂装饰画中，上帝被描绘成一个蓄着胡须的男性长者，而非一个披着长发的老妇人。所有的英雄几乎都是男性：从发现火的普罗米修斯到尝试飞翔的伊卡洛斯，至于那位被称之为上帝之子和圣灵之子的耶稣，尽管是女人给了他生命，但这女人也几乎被人们称为育儿器和奶妈。然而，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才觉得当一个女人才会有那么令人着迷。显示勇气，接受不生育的挑战显然是一种冒险。如果你生为一个女人，你就会遭遇许多事情。首先，你将不得不为提出那种设想上帝存在，他也可能是一个长着白发的老妇人或一个美丽的小姑娘的主张而作出努力。其次，你还得作出努力去解释夏娃摘苹果那天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什么罪恶：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应该被人誉为人类了不起的反抗的美德。最后，你还得作出努力去说明在光滑的体内存在着一种清晰可听的理智的哭喊。作一个母亲并非一种交易。它甚至也不是一种义务。它仅仅是诸种权利之中的一种权利。对你来说，它将是另外一种叫你去相信这一事实的努力。尽管你很少能够做到这一点。你经常，几乎总是会失败。然而你根本不必为此失去信心。战斗本身比获胜更为可取，行走本身比到达更为美好：因为要是你一旦胜利或达到目的，你完全会感到内心空虚。为了克服这种空虚，你又不得不再次展开你的旅程，拟订出一个新的目标。是啊，我希望你是一个女人。我希望你绝不会说那些我母亲曾经说过的话。我绝不会说那些话。 ——毛喻原、王大迟译
如果你生下来是一个男孩，我同样会感到高兴，也许我会感到更满意，因为你将不会遭受那么多的凌辱，别人也不会轻易把你当做奴仆或欺凌的对象。你倘若是一个男人，你就不必担心在街道的暗处遭人强暴，也无须有一张漂亮的脸蛋让人一见你就答应聘用你，更不需要用你窈窕的身材来掩盖自己低下的智商；要是你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睡觉，没有人会对你说三道四。假如你是一个男人，没有人会对你说：你那罪恶的一生就是从你偷摘一只苹果那天开始的。你若是一个男人，你就不会活得这么累，你甚至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如果世上果真有上帝，她或许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妪或年轻美貌的女子。假如你是一个男人，当你表示不从的时候不必担心旁人会取笑你；即使你爱上一个人，半夜醒来也不会产生坠入万丈深渊的恐怖感觉，你可以名正言顺地捍卫自己的权益而不受侮辱。当然你也明白，做一个男人也并非一件易事，因为你将遭受其他方面的奴役和不公正的待遇。就因为你有发达的肌肉，他们会让你肩挑沉重的担子，或蛮横无理地强迫你承担重任。就因为你长着胡须，如果你想哭或者需要别人的柔情，你就有可能成为被人取笑的话柄。就因为你前面长着那个玩意儿，他们会命令你开赴战场参与屠杀或者被他人杀死；他们会要求你与他们沆瀣一气，并为延续他们在洞穴里建立的独裁统治卖命。然而，正因为如此，做一回男人才是一次美妙的人生经历，你永远不会有失落感。至少，我是这么想的。倘若你生下来是一个男孩，我希望你能成为我心目中的那种人：对弱者和蔼可亲，对专政跋扈者毫不手软，对爱你的人宽宏大量，对左右你命运的人冷酷无情。要是有人对你说，基督耶稣是上帝和圣灵的儿子而不是女人生育的孩子，那人便是你的不共戴天之敌。——张世华译
Subscribe to:
Pos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