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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9 July 2011

你我皆S--B——当做如是观

http://9.douban.com/site/entry/184127294/

在他35岁的时候,他笔下的自己、一个“势利者专家” (snobographer)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显得文静的青年,穿一件白色轻便大衣,打一条深红色的绸缎领带,穿一条淡蓝色的裤子,脚上穿一双顶部有装饰的靴子,别着一只翡翠胸针,在白色帽子上绕一条黑色绉纱,拿着一支把柄镀得相当金黄的竹手杖。”他给这个风流倜傥、仪表整饬的公子哥指定的年龄是:22岁。
  
  22岁,那真是他一生中最为春风得意的日子,就在前一年,他继承了父亲的遗产。他的父亲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金融部的高级秘书,母亲是英属印度殖民地名噪一时的美人。不幸的是,在他4岁的时候,父亲病逝。根据殖民地的传统,6岁的他从印度被送回英国读书。9岁那年,母亲改嫁给自己的初恋情人,二人相携从印度回到英国,可是他享受不到家庭的幸福。英国的寄宿学校总是冰冷残酷,文弱的他被打折了鼻子,只在素描和写作方面不输人后。在剑桥的岁月同样不尽如人意,他居然输掉了诗歌比赛。19岁,他放弃了文凭,离开大学游历欧陆,与他那种地位的青年一样,不免沾染上一些虚荣的习惯。然后就到了快乐的 21岁,终于获得了财产处置权。此时的他一身纨绔子弟的习气,一掷千金且赌博成瘾,又投资于两份报纸,享受着金钱和权力的双重快乐。无疑,那个22岁的白衣白帽、别着翡翠胸针的他,就是十几年后他大加嘲讽的对象:一个S- -B。
  
  威廉•麦克佩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在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小说家群体中,排名仅次于狄更斯。可是到了21世纪,读他的人已经不多了,也许是因为他作品的主题——对贵族势利者的嘲讽——已经过时了吧。
  
  使萨克雷从“势利者”变成“势利嘲讽者”的转变发生于他23-25岁的时候。由于印度两家银行的倒闭,他本人与母亲和继父的财产转眼间灰飞烟灭,投资的报纸也彻底破了产,而且他要结婚!根据当时庸俗的社会风习,他沉痛而愤怒地写到:“你没有贴身女侍就不要谈情说爱,没有马匹马车就不要结婚,没有穿号衣的侍者和法国女佣心里就别想着要老婆,膝上也不会有孩子;你必须有一辆浮华的布鲁厄姆车,否则就滚蛋;假如你和穷人结婚,社会就将你抛弃;亲属们会把你当一个罪犯避而远之,伯母伯父们对你会不屑一顾,为你那种十分糟糕的行为哀叹。”
  
  总之,悠游岁月的时光结束了,养家糊口的压力瞬时降临。当一个人从金钱的顶峰跌至谷底、又要拼命维持自己在等级社会中的地位,这种时刻,大概是最能饱尝世事炎凉的。慌不择路的萨克雷,尽其所能写各种各样的文章、然后投向各种各样的报刊。幸运的是,他很快得到两个专栏撰稿人的位子,从此开始了鬻字疗饥的一生。
  
  1842年,他向刚刚创刊不久的《笨拙》杂志投稿。1846年开始,他在《笨拙》的专栏上连载《势利者》,一共45篇,大受欢迎。1848年,在欧洲革命的疾风暴雨之年,他凭借两部作品大红大紫,一部是长篇小说《名利场》(Vanity Fair),另一部就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专栏文章结集:《势利者脸谱》(The Book of Snobs)。
  
  《势利者脸谱》是一部相当“毒舌”的散文作品,充满英国式的一本正经的冷幽默。为了达成效果,萨克雷放低姿态,首先承认自己就是势利者大军中的一员,他生造了“snobographer”一词,在题记中指明“由自身即为势利者之一的人所作。”在书中,他开列了王室势利者、贵族势利者、都市里的势利者、军队中的势利者、神职中的势利者、大学中的势利者、文学中的势利者、欧洲大陆上的势利者、欧洲大陆上的英国势利者、乡下的势利者、俱乐部的势利者、外出进餐的势利者、请客进餐的势利者等等类别,刻画出一幅幅漫画式的势利者肖像。正是从此书开始,“势利者”(snob)一词风靡一时,而它的缩写 “S- -B”也在各种场合隐晦地被提到,并每每伴以会心的微笑。
  
  萨克雷说,在他写《势利者脸谱》的时候,“snob”这个英文词汇只有五十多年的历史。那么它的词源是什么呢?有好事者指出,这是拉丁词 sine nobilitate的缩写,意思是“非贵族”,该词曾出现在英国著名中学学生名单上,标在那些不属于贵族的学生姓氏前面。还有人说是来自拉丁短语 quasi nobilis,意思是“几乎是贵族”。当代法国学者弗雷德里克•鲁维洛瓦指出,萨克雷参照的是18世纪末剑桥大学学生们的俚语,他们所说的“snob” 是指那些与大学研究院和知识分子相对的市民、资产阶级。其实,萨克雷在剑桥读书的时候,曾与朋友一起创办了一个小刊物“The Snob and The Gownsman”,除了市民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将教士阶层也包括在嘲讽之列。
  
  那么谁是“snob”呢?很难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但,人人都知道它是什么。萨克雷说:“你如果看不起自己的邻居,你就是一个势利者;你如果忘记自己的朋友们,卑鄙地追随那些地位更高的朋友,你就是一个势利者;你如果为自己的贫困羞耻,为自己的职业脸红,你就是一个势利者;正如你如果吹嘘自己的出身、或为你的财富感到得意,你也会是个势利者一样。”势利者有相对和绝对之分,绝对的势利者从年轻一直势利到死,而相对的势利者只是在生活里的某种情况下才成为势利者,但无疑,每个人都是势利者。洞察世情的萨克雷说指出:“贫穷的势利者模仿富裕的势利者,低微的势利者拜倒在骄傲的势利者脚下,伟大的势利者对卑贱的势利者指手划脚……”趋炎附势、卑躬屈膝、卖弄摆阔、颐指气使、附庸风雅、自吹自擂、矫揉造作,这世界每天都上演着势利者的悲喜剧。
  
  在萨克雷的时代,贵族阶级依然存在,富豪们风头更劲,在等级制的社会阶梯上,无数中产阶级渴望着向上爬。势利者是渴望获得一种高于现有社会地位的人,他是一个野心家,他是一个模仿者,他是一个僭越者,他梦想着攀附上等阶级,分享那个阶级所固有的优越感和特权,只要目的达到,他转眼就会傲视自己原属的阶级。这样的时代主题在19世纪欧洲作家笔下有相当集中的体现,司汤达笔下的于连、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莫泊桑笔下的马蒂尔德,总之,在上的贬抑在下的,在下的攀附在上的,假的试图伪装成真的,真的变换方式防范假的……
  
  你我皆凡人,所以你我皆S—B,这一切之所以存在的关键点,按照萨克雷悲天悯人的表述,“人就是一出戏剧——它充满奇迹、感情、秘密、卑鄙、美妙和真实等等。每个人的心中就是名利场里的一个分隔的小间。” 上帝创造了世界,同时也创造了势利者,亚当夏娃用穿上树叶的行动来模仿穿衣的上帝和天使,这可能就是势利行为的开始。一直要到20世纪,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除了生理和安全需要之外,人类还有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也一直要到20世纪,从戈夫曼的表演论和赫伊津哈的游戏论里,人们才对普遍性的“角色扮演”有了更深刻的体察。
  
  当今社会,萨克雷当年所憎恨的“阶级势利”已经被大大淡化,目前大众践行的是“时尚势利”。如果萨克雷再世,美美BABY那些爱马仕包包,大概会被他写成很精彩的一篇吧。
  
  我这个势利者一边攒着这篇笔记一边还惦记着刚刚看到的一幅翡翠耳坠子,水头好,正阳绿,就是贵啊就是贵。我特意抄下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中的一段与S—B们共勉:
  
  “贪婪,邪恶的根源
  这种该死的毛病,
  助长了有害的恶习,
  并为挥霍提供了条件。
  
  奢侈,贵族的罪恶,
  可无数穷人藉此谋生,
  可恶的傲慢使更多的穷人活命。
  
  虚荣和忌妒本身,
  决定了工业的发展,
  美食、家具和服装,
  显示了他们的愚蠢和轻浮,
  而这种古怪可笑的恶习,
  正是推动商业前进的动力。”
  
  萨克雷也叹道:“除了势利之外世俗还能是什么呢?”

Sunday 12 June 2011

我们的心多么顽固——百合深渊

http://yuyiwang.blogcn.com/articles/%E6%88%91%E4%BB%AC%E7%9A%84%E5%BF%83%E5%A4%9A%E4%B9%88%E9%A1%BD%E5%9B%BA-2.html


潘向黎的爱情小说,最打动我的,是一种“熟女的可爱”。和陈丹燕一样,她参与了我的成长。我初初接触她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这半生已过,她老了,我也是。之前每隔几年,我就要为她的作品做一个笔记。我是眼见着她的爱情观,在作品里一路跋涉,颠簸,受创,愈合,奔流入海,最后演变成今日秋水一样的澄澈,触手微温。

最早是《恋人日记》,写的不好,彼时她还有几分文青病,写〈恋人日记〉时是1995年,那时她也27了吧?这个年纪上,书里的处,单件掺着洗女观,初夜观都很破旧。到了2004年的《我爱小丸子》,这个病开始痊愈。《我爱小丸子》里那个女孩子,一把年纪还勇敢的穿着卡通小球衣,固守着孩子气的明亮心性,看似优游的单恋一个男人。对方也是固守……固守着自己的沉默和单身,一点遐想的缝隙都没给她留下,她也不悲不怨,照样开心的美食美衣,精神零食是:天天下班看一集小丸子。“表酱子不开心哦,从前在书里看到过,幸福生活的一大要素,就是有一件你永远也得不到的东西,你看,我现在就有个永远也得不到的大活人,所以,我很幸福!耶——野—也——叶!”

呵呵,日剧里,日本漫画里,常有这样的单恋少女《,东京爱情故事》里的赤名莉香,《悠长假日》;里的山口智子……..双手叉在口袋里,吹着起伏的口哨,一滴眼泪都没有,不自伤,也不伤人,你看到的永远是一张笑意明媚盛放的脸。几乎要笑出眼泪来的开朗之后,突然嚼出淡淡的悲意。象盐水泡荔枝一样,利用咸甜口感的反差,强化了被掩饰的悲意.

今天要说的是她的新书,2010的《穿心莲》。

早晨看见一句话,大意是“情这个字就是‘心’加‘青’,当你对一个人有感情的时候,你的心是清白干净的”——而我甚至认定,这也是爱情存在的意义。潘向黎笔下的角色,总是一贯的素面朝天,清白喜悦。不论是单恋(《我爱小丸子》),婚外恋(《穿心莲》《奇迹乘着雪橇来》)。我想了几天,终于明白,这种洁净,成于一个人对自己的把持和要求,自律之后,眼见良心的干净,才可以直面他人的坦荡和磊落。

《穿心莲》里的主角,是一个情感专栏女作家,专为溺于情海的人答疑解惑,,而她自己却因过去惨痛的情感经历,早已不相信爱情,和男友薄荷过着不咸不淡的同居生活。好像某种痛神经被阻断的生物,一切都在痛苦半径之外,爱情,只剩下技术化的过招。但正如《牡丹亭》里那句肺腑之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她爱上了留德归国的漆玄青。理性还在戒备,道理还在筑坝,回头一看心不见了。它已经兀自前行。你的心,那座你以为固若金汤的城池,它失守了。可能因为是婚外恋,所以最终,潘向黎用意外结束了它。

她有自恃和端正,但是与道德无涉,比如她不愿意和已婚男人纠结,是因为她的爱情观里有洁癖,不能容忍自己折坠变脏,而无关其他人的指责,或是什么舆们一起收进屋论压力;她也会顺应人情,比如帮出版社的小编辑做促销,那不是因为心软,而是心懒,要花大力气去辩驳反对的事,掂量下成本,顺奸比反抗易行,那就取个省力模式呗;她的爱很重,以性命相交,但不是滞重。在报纸上看见女性单身会导致妇科癌症,她马上让笔下男女主角用加速度脱衣上提上裤子,光床—— 生活和文学以这样的方式,互相打扰,这段笑死我了。

很多爱情原理,都是有过人生历练的人才会吐出的箴言。清浅却不肤浅,犀利却不锋利。比如“男女关系像是一对跳交际舞的舞伴,表面看是男的带女的,其实女人是靠自身站立和保持美感的”“爱有爱的责任,不爱有不爱的责任。好比交通肇事,逃离现场和坚守是不一样的,哪怕不能改变伤害本身。”

我喜欢她,因为她易感多情,但是每个心里的边角,都收拾的眉目清楚,像是某种日式家居。简约中见细节的经营,却不流于繁冗和堆砌。对自己下手的力度恰恰好,既不是自恋的庇护,也没有分析过度的自虐倾向,适度的清醒和自立,这种厚度适中的“自我”,才是现代女性立身之本。“自我”这个词,中国人喜欢把它同于自恋,自私。其实是误解。

而我最终流下眼泪的地方,居然是女主角失恋以后,跑去旅行,桌上放着一份菜单,上面罗列着很多活色生香的菜名“牙则扎如饼,雪花炒鞭花,色馍山桃花,古烹火烧馍,丁香拱羊脊”,她掏出笔,兴致勃勃的摘抄下来,其中有意趣,回去可以给朋友欣赏啊。我想起前两天,N来找我吃饭,风雨欲来,雷霆压顶,N 用简约的笔法,向我描述了当年她在海边上大学,每次雷雨前,都会头上套个塑料袋去看海天一色,骑车或漫步。当天夜里,我就梦见那个场景了。

我起身,开灯,看书,读到潘这个情节,一下子就哭了——我们的心多么顽固,无论怎么被荼毒,伤害,践踏,漠视,折翼,它仍然生机不灭,即使它正经历着“最爱的人态度突然转变带来的,对人性最深处的怀疑,坍塌与绝望,那不是病,那是死亡本身”,这一切,都不能阻挡,它对自由 ,美,和爱的渴望,哪怕是在梦中。

Monday 14 March 2011

转自:泡网 作者:satao





逐渐厌倦在中国的旅行。


按我的理解,旅行无非两个目的,财富声名或者纯粹专业兴趣爱好,马帮、盲流、驼队都属于前者,而那些发现者,斯文赫定、施泰因之类两者兼之,带着专一眼光的地质、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动植物学者(再加上早前的博物学家)属于后者。至于嬉皮和艺术家的流浪,不在旅行之列, 因天灾人祸战争瘟疫被迫的迁徙也不能产生任何旅行的乐趣。
而中国今天这样大规模以毫无深度的观光观花为目的壮观旅游场面为人类史所仅见,其疯狂程度与程式化也吊诡至令人难以想象。


之所以厌倦,甚而绝望,原因其实很简单,没有一个地方在再次去的时候会有比上一次更好的感觉。
除夕夜的鞭炮是在江大哥在丽江新城的新别墅外放的,和他一样的古镇原住民现在都住在新城区的房子里,而在很多次羁留与往返中,我目击着原本鲜活的生活是怎样瘫痪而又无可奈何地从古镇逐渐撤离,那些地震中也不曾令江大哥们离弃的老房子都成了外地人、外国人开的酒吧、商店和客栈,原先洗衣洗菜,少年嬉水的雪山小河现在养着观赏鱼,严禁靠近,玉龙没有雪了,成了仿佛抹着点石灰的大石头,江大哥和我开玩笑,应该找家涂料厂来赞助,每年刷白两次,以供拍照使用。这是玩笑,但德国的造雪机在运来,虎跳峡的水电站在建,拉市海眼看就是个丽江水库,这些都不幸都是事实。


除了往五一七一街尽头实在离四方街太远的几户人家,古镇的人民毕竟还算赚到了钱,在新区买了房子,只是生活更快了点,心里更空了点,朴实的欢乐少了点。邻舍的亲切,全家的团聚都成了新城簇新而冰冷的HOUSE中遥远的褪色照片,而江大哥们再也回不去了。
现在的丽江、大理、阳朔、拉萨,只不过是巨大的布景和道具,当真正的日子消失,虚假的生活便开始了。
蜂拥而至的人们用想象改造着这里,又为这种想象感动,于是这里便成了城中肮脏下水道的出口,成了灵魂垃圾的堆放场。
男人、女人们在白天穿梭于景点(什么时候景成了点呢),晚上则聚在和他们熟悉的城中一样喧嚣的酒吧,借着酒意摇头摆尾,张开并不美的尾羽求偶,艳遇?更多的不过是交配和被交配的本能吧,跟城市没什么两样,不过更加不负责而已。在日后回城继续的昏暗战争中,这一晚的欲望无疑会镀上空幻华丽的外壳,成为虚构的传奇回忆。
当然,能够和少数民族交配当然更值得吹嘘,我在深圳扎吧的康巴小兄弟江措现在丽江和束河都开了小客栈,还兼营丽江市的海鲜批发,每天江措都穿着康巴服饰在街上招摇,身边永远跟着一个崭新的刚从外地过来的女游客,樱花屋狂躁的音乐中,江措拍着我大腿说,大哥,这里是男人的天堂啊。


天堂地狱也就一线之间,柏格理的石门坎指引着向上的荣耀,但这光辉需要太多的执著与坚守,对于大多成不了圣徒也从无此心的人,顺流而下的姿态更加惬意,即使这单程的终点就是火狱。


旅行是异乡人的游历,正因如此,才须尽一切可能融入当地,才有机会了解不一样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学会用当地人的眼光看待那些不一样的风景,获得全新的视界。
不幸的是,当人们变得有钱而无闲,旅行便成了另一处封闭之狱,跟着小旗子四处仓惶拍照购物的旅行团自不待言,无论是所谓驴友团,自驾游,还是包车,都是自身先采取了拒绝的姿态。在四方街CBD,女人们听到蹦迪的音乐响起,男人们看到ATM机都松了口气,这不过是城中生活的无风险翻版,多好。
缺乏在漫长而艰辛的旅行中与当地人的交流,缺乏在当地人家中的生活体悟,缺乏对真正生活的了解,缺乏心里那一下子到来的欣喜和离开的怅惘,这样的旅行只是一张壳,血肉早已成为齑粉。他们在以亲近的姿态亵渎自然,以走进的方式疏离历史。
对陌生的族群,习俗乃至宗教,于是只剩下拙劣的以偏概全的猜测。猜测导致双向的幻像与误解,当地人觉得游客是超出他们理解的有钱怪物,唐突而愚蠢,游客对当地人仅是一知半解,恨不得只用几个词,淳朴、善良、虔信、能歌善舞之类一以概之。
我要是当地人听到这样的夸赞,会毫不犹豫的说,能歌善舞?你才能歌善舞, 你们全家才能歌善舞。
江大哥客栈门口的小店面租给了福建的林老板卖茶,满街的蝗虫游客经过这里,常常有人看着林老板晒着太阳喝工夫茶,一边和同乡人说着闽南话,蝗虫们赞叹,瞧瞧人家纳西人,生活多自在,听听人家纳西话,多好听。
林老板开始还解释一下,后来也就听之任之了,一边点头,一边心下暗笑。


在边疆,旅行者与原住民就这样妖魔化和图解化着彼此,这还是在日常的层次,进入精神层面,来自广大深厚的无神论或者有神功利主义背景下的游人就愈发没有了沟通的基础。
于是藏传佛教、伊斯兰教都成了不过是些难于理解也懒得搞懂的奇风异俗,石门坎苗族、怒江流域、茨中这些地方的天主教和新教在信仰与生活之间的平衡对于绝大多数还将留在圣诞节停留在唱圣歌疯狂购物这样的肤浅层次的城中过客,基本上也是无可理喻。


奔赴风雪北疆的前夜,在乌鲁木齐和自治区作协的一群人喝酒,他们和内地事故诡谲的文坛相比,有着近乎质朴的天真,然而另一方面,在新疆这么多年,他们依然对身边的维族哈族一知半解,除了地名熟练一点,他们不过是另一群羁留时间更长些的异乡人。喀什噶尔的荣光,吐峪沟的肃穆对他们依然是很陌生的浮光掠影,更谈不上对异族文明的全面体会。
去布尔津的路上迷路了,在戈壁夕阳下一路穿过无数团场,原先盛极一时的拓垦之地现在已然荒疏破败,只有写着礼堂字样的古老苏联建筑还依稀透着遥远时代的气息,而像北屯这样的兵团城市已如内地任何一个县城一样铺满了马赛克的低矮房子,仿佛时间遗民一场慌乱的追逐。
新疆是如此的悲情之地,几十年在共同地域上的各自生活带来的不是交融与谅解,而是更深的隔阂与漠视,二道桥是没有汉人的,兵团城市是没有异族的,广阔土地上,每个地方都是小小的邦国,彼此保持着戒心,并时时在自身的聚会中肆意丑化对方。作协的酒会说着维族人的笑话,我哈族兄弟请我喝酒则控诉着其实并不存在的资源掠夺。
这是异质文明相遇的宿命轮回,只是十三世纪的战争变成了今天的冷淡自封而已。


现代物质的进步、信息传递的迅捷并未使人愈发丰富与细腻,疾驰车窗外的光影也不因摄影器材的高档而显得更加美丽。
当路短了,心也窄了。
很少再听说在异方的长期流浪与居住,很少再听说真正的发现,更多的是从书上网上道听途说然后大部分时间耗费于机场车站宾馆的捕风捉影到此一游,更多的是到一座山便看有没有索道,到一个湖便看有没有游艇,到一个酒吧便看有没有美女。
那些异乡人在当地开的小酒馆小客栈,也成了异乡人聚会的大本营,开店的小老板们和当地人仍然不是一回事,从江措到拉萨的王啸,从林老板的普洱茶店到西江苗寨那个北方小伙子开的小宾馆,小老板们追求的无非是更加得心应手的送上门的姑娘,当然,姑娘们想的也是这个,真是一拍即合。


另一个现实,中国的好地方都是被外国人发现的,若干年前大理、大妍、中旬、德钦、稻城、九龙、喀什基本没什么国内游客,都是些拿着LP的欢天喜地的外国流浪者,而像喀纳斯这样美丽而单薄的地方倒是基本没什么老外。
至今记得很清楚,在中甸永生宾馆大通铺,一德国人扛着一草席,从包里摸出一红星收音机和半条不带嘴的春城,他是个邮差,就这么辞了职出来游荡。在大理MCA,一个比利时人没钱了,就整天在MCA游泳池边骑个独轮车转,遇到饭点就拿个饭盒过来蹭饭,说是要用剩下的一百块钱坚持一个月到白族三月三,这样的家伙这些年很少遇到了,而反过来,国内游客人数一蜂拥而至,那地方基本也就完了,老外浪子浪女们也越来越少,剩下都是些以泡中国女人为职业的外国人精和人渣。
难道只能往那些地名越来越古怪,路越来越不好走的地方钻才能够多一点回来后吹嘘的资本和沾沾自喜?爬山在死人,沙漠在死人,依然每年所谓的驴友乐此不疲全身装备赶去。
赶去又能干什么,拍点明信片一样的照片,遇点因为本身不自量力带来的惊险,上野地厕所,喝点酥油茶或者奶茶就算是一生的异乡体验,无论美其名曰攀岩、翻越、穿越、徒步还是什么,不认识植物、动物、岩石,不知道星座、历史、宗教,去了也不过就是去了,从个人体会角度,可能还比不上二十年前坐着火车在全国各地奔走的一个推销员。

十二
人,旅于大地,当知敬畏,思何所来何所终,并于不同的人类村庄与自然堡垒中体认人类之本质,宿命与超验。
拒绝肤浅的行走,那是对荒原、山林、对一切神赐之物的侮辱。拒绝如同拒绝绝望之城,拒绝如同拒绝今世,拒绝如同拒绝正在腐烂的生命。
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第一章开篇写的一切,直到今天仍令我对若干年来孜孜不倦的所谓旅行感到由衷的羞耻。

十三
年三十清晨,地上的水洼结着冰,走在从黎明进老君山的峡谷中,朝阳依次点燃壮丽丹霞群峰,路上空无一人,而村庄正慢慢醒来,土狗狂吠着冲过来,又悻悻夹着尾巴回去,看着带着睡意从家中出来拾柴火的村民,觉得他一生走过的山岭与溪流,他一生见闻的兽鸣与传说,他对于土地和生活的切肤之感,对于生活的目的和光亮,远远超过我这个贪婪、匆忙路过的盲人。
更无奈的是,这样的地方也在消逝不见的过程中,去年的伍须海已经可以在湖边木屋吃上豪华大餐,木格措铺上了全程木栈道,满眼都是游客,把当地原住民挤走,任何地方都变成了大众的低俗小说,俾面派对。

十四
去年从海苔山下到日鲁库的路上,一山都是被山火或砍伐形成的枯树桩,和一个英国哥们聊着关于自然、关于环境与发展的话题,发现由于世界观的不同,即使观点一致,同样的事情仍会有很大的深度和广度的不同。
无法评判一个人想法的价值与对错,但起码得有点想法吧,而对于匆匆掠过的游客,所有想法无非都是呓语。
想起很多年前一堆广东游客兴奋冲到札达土林下面,拔走了唯一的一束鲜花。想起一个春天泸沽湖面铺满了塑料袋和各种污渍。同时也想到羌塘荒原上牧民孩子的灿烂笑容,想到马家大院静穆中突然阿拉伯语的唱经想起。
想到所有孤零零的漂泊之旅。
如此纷纭,有过众多铭记的美妙片刻以及同样众多的郁卒时分,也许已经够了,世界辽阔,而内心的虚无已长成了一颗悲怆的树。

十五
拒绝再走。
就在城中不安地睡去,慢慢颓朽,等着最后时日,来自主的清算。
“以喘息而奔驰的马队盟誓,以蹄发火花的马队盟誓,以早晨出击卷起尘埃,攻入敌围的马队盟誓,人对于主确是辜负的,当坟中的朽骨被揭发,胸中的秘密被显示的时候,在那日,他们的主,确是彻知他们的”
——《古兰经• 阿底雅特》

Friday 4 March 2011

文字形象的骗局—黎戈

看了林徽因的传记,想起很久以前,看她的那些唯美小诗和散文。当时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生疑,她的文字稚拙可爱,没有烟火气,但是,感觉很人工。记得还特地去翻她的创作年表啥的,写这些东西时,她已非二八稚龄了。这些诗,实在是和她的年龄和经验,都不太匹配。她本人是个有颗舵样务实心,非常懂得把握人生大方向,合理避险,且有点大志向的女人,我想她就是那种把现实和诗情分离的很清楚,整体理性控局,局部短时感性,文字形象和现实面目有落差的人吧..
  
  
  
  在我的经验里,这种落差比比皆是。比如张爱玲,不过她是反向经营,结果把自己搞的血本无归,也是意料中事。张的文字刻毒蚀骨,通篇都是算盘打的劈啪响的计较,人情,感情,金钱,利益。但是,和林徽因一样,张也是个文字形象和现实面目脱节的人,胡兰成遭难,避祸乡下,派人来求援,她二话没说就找了戒指递给来人。全然没有想到自己一个弱女子,乱世里也得有个防身银两。这哪里是一个精明计较的女人所能为之。
  
  张是典型的聪明脸孔笨肚肠。文字里的装精逞强,不过是笨拙于人事,自抑成性的她,找个出口转移释放力比多而已.文字状态下的张爱铃,固然是满树繁花,枝节楚楚,而现实生活中,她却是个连日常应对都很畏惧的木讷之人,而林徽因则相反,她的文字干瘪细弱,纠结迂回,她本人却是个爽朗开阔,长于交际,话锋伶俐之极的妙人儿.由此可见,把一个人固定在她的文字形象上,实在是野蛮且幼稚。
  
  
  
  有时落差是因为注意力的不平均分配,伍尔芙,就是这样。她在文字里刻薄锋利,骁勇无比,处处把人往死角里逼,而在现实中,却是个混沌不堪的低能儿。她的聪明半径不外乎是她的小书房,一出了这个势力范围,厨娘不让她帮忙,因为她不是把戒指丢在面粉里,就是把调味料弄混了。丈夫不敢携她去社交舞会,因为她交际笨拙,不知进退,有一次甚至把衬裙都给穿反了。以伍尔芙的智性,应对这点柴米油盐算什么,只是她舍不得,她是高度的精神化,每一点注意力,都用去补给自己的精神生活了。她对现实生活中的人并不刻薄,不是因为她宽厚,而是因为她对他们没兴趣。
  
  
  
  理念有洁癖的人,多半会给人制造错觉。比如托尔斯泰君。托托同志太有自省力了,他体内有个二十四小时马达不停的自我监控装置。时时向他反馈个人道德指数的涨跌情况。为了维持大盘指数,老托同志非常辛苦,晚年他的文字,几乎通篇都是道德说教,宗教救赎。但是他对家人却非常冷淡,人情味稀薄,用他老婆的话说就是“家里的孩子病了,他都不肯抱一下,然后就穿个袍子跑出去,在铁道旁转来转去,寻找做善事的机会”。前一阵子看莎乐美日记,从浩如蓝藻的废话里,我总算淘出一句有用的“我去庄园看了托尔斯泰,他似乎很孤独,家人都不搭理他”。
  
  
  
  高瞻远瞩,常常造成近距离失焦.比如奥威尔君,他在生活中使用的名字叫做布莱尔,可是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拿去营养那个叫做奥威尔的抽象存在了。重宏观,轻生活,厚此薄彼,那个“把全部的爱都勇敢献给他”的女人,差不多就是在他的眼皮底下,慢慢的被癌魔咀嚼吞噬的,而他呢,压根就没注意到这件事,因为他正忙着攥写政治小说,去打击极权,维护全人类的利益呢,实在无暇他顾。死之前,他嘱咐别人勿要给他写传记,因为,奥威尔这个名字太重,布莱尔这个名字太轻,他怕别人找不到兼顾调和的落点。
  
  
  这种落差也可以成于双重自我的冲突。比如卡波特,他自小寄人篱下,性格疏离冷淡, 凭着一身伸缩自如的迎合技术混迹上流社会,可是再看他的<圣诞节忆旧>和<小童星>,我从未见过那样春水般的柔软和温情,不能把这个平面的解释为表演人格,或文字演技,我倒觉得是卡波特那个潜在世事水面下的隐性自我之花,在文字里勇敢的盛开了而已.
  
  有时,坚硬的文字,是因为作者羞于示弱,或者说是对自己柔软内里的保护和自卫心,比如麦卡勒斯就是,文字是沙暴触面的粗砺疼痛,可是人却是极度的纤细敏感易挫.朋友忘记回复的一封信笺,都能让她难过的失眠;还有米切尔,人人都以为她就是<飘>中赫思佳的原形,也是那样不顾来日的泼辣生猛,其实根本不是,<飘>才写到一半,她看见有个九流南方作家写的垃圾文章,立刻觉得自愧不如,几乎封笔.她是个自信心严重匮乏的人.说起来生物规律就是这样:往往看上去越硬的,骨子里越柔软,比如河蚌,贝壳类动物,而貌似软体的,多半才是最毒的,比如蛇.
  
  
  满口真理的人往往比较危险。因为,人都是血肉之躯,公共语系之外,她们也需要一个私话的出口。S.波娃,半个世纪以来的女权先锋,独立意志的形象代言人,看她的《第二性》,俯拾皆是格言语录,铮铮作响的大道理,拿支彩色高光记号笔划划,估计立刻满纸烟霞。“没有理由认为,劳动会剥夺女人的性魅力” “父权文明的价值与制度仍大部分存在,女性要争取自己尚未得到的抽象权利”(《第二性》),再看此人的书信集,整个一老八婆。妇解语系一下转变成“某是个和几千个人男人睡过觉的放荡女人,50岁,但极力使自己看上去象30岁”“他是一个可怜的说谎作家,一个可悲的废物。”
  
  
  
  也怪她生不逢时,找不到发泄口,要是换在网络时代,波娃还可以穿个马甲,骂完人后继续正经。呵呵,我一个近身的女朋友就对我干过这种事。个人经验,越是在成天在文字里"温情"来"慈悲"去的人,翻脸骂人的时候就越刻毒,因为,她们的敦厚,都是后天的修养调节的,你想那个被压抑的刻薄机制,一旦反弹,多可怕。温厚的人我也认识两个,一个是我妈,她没读过什么书,她做了一辈子好人,也说不出一句成型的大道理,另外一个是我外婆,一手养大了七个儿女,十来个孙辈.累的时候趴在硬木椅子上都能盹着,我猜她这辈子都没听说过温情这个词,哈哈,她是个文盲.大爱都是无声的.文字表达从来也不是朴素的事情.

Thursday 24 February 2011

历史上最著名的十大思想实验

10.电车难题(The Trolley Problem)
“电车难题”是伦理学领域最为知名的思想实验之一,其内容大致是: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并且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幸运的是,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那个疯子在那另一条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考虑以上状况,你应该拉拉杆吗?

解读:
电车难题最早是由哲学家Philippa Foot提出的,用来批判伦理哲学中的主要理论,特别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提出的观点是,大部分道德决策都是根据“为最多的人提供最大的利益”的原则做出的。从一个功利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明显的选择应该是拉拉杆,拯救五个人只杀死一个人。但是功利主义的批判者认为,一旦拉了拉杆,你就成为一个不道德行为的同谋——你要为另一条轨道上单独的一个人的死负部分责任。然而,其他人认为,你身处这种状况下就要求你要有所作为,你的不作为将会是同等的不道德。总之,不存在完全的道德行为,这就是重点所在。许多哲学家都用电车难题作为例子来表示现实生活中的状况经常强迫一个人违背他自己的道德准则,并且还存在着没有完全道德做法的情况。

9.空地上的奶牛(The Cow in the field)
认知论领域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实验就是“空地上的奶牛”。它描述的是,一个农民担心自己的获奖的奶牛走丢了。这时送奶工到了农场,他告诉农民不要担心,因为他看到那头奶牛在附件的一块空地上。虽然农民很相信送奶工,但他还是亲自看了看,他看到了熟悉的黑白相间的形状并感到很满意。过了一会,送奶工到那块空地上再次确认。那头奶牛确实在那,但它躲在树林里,而且空地上还有一大张黑白相间的纸缠在树上,很明显,农民把这张纸错当成自己的奶牛了。问题是出现了,虽然奶牛一直都在空地上,但农民说自己知道奶牛在空地上时是否正确?

解读:
空地上的奶牛最初是被 Edmund Gettier用来批判主流上作为知识的定义的JTB(justified true belief)理论,即当人们相信一件事时,它就成为了知识;这件事在事实上是真的,并且人们有可以验证的理由相信它。在这个实验中,农民相信奶牛在空地上,且被送奶工的证词和他自己对于空地上的黑白相间物的观察所证实。而且经过送奶工后来的证实,这件事也是真实的。尽管如此,农民并没有真正的知道奶牛在那儿,因为他认为奶牛在那儿的推导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上的。Gettier利用这个实验和其他一些例子,解释了将知识定义为JTB的理论需要修正。

8.定时炸弹(The Ticking Time Bomb)
如果你关注近几年的政治时事,或者看过动作电影,那么你对于“定时炸弹”思想实验肯定很熟悉。它要求你想象一个炸弹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藏在你的城市中,并且爆炸的倒计时马上就到零了。在羁押中有一个知情者,他知道炸弹的埋藏点。你是否会使用酷刑来获取情报?

解读:
与电车难题类似,定时炸弹情景也是强迫一个人从两个不道德行径中选择的伦理问题。它一般被用作对那些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用酷刑的反驳。它也被用作在极端形势下法律——就像美国的严禁虐囚的法律——可以被放在第二位的例子。归功于像《24小时》的电视节目和各种政治辩论,定时炸弹情景已成为最常引用的思想实验之一。今年早些时候,一份英国报纸提出了更为极端的看法。这份报纸提议说,如果那个恐怖分子对酷刑毫无反应,那么当局者是否愿意拷打他的妻子儿女来获取情报。

7.爱因斯坦的光线(Einstein’s Light Beam)
爱因斯坦著名的狭义相对论是受启于他16岁做的思想实验。在他的自传中,爱因斯坦回忆道他当时幻想在宇宙中追寻一道光线。他推理说,如果他能够以光速在光线旁边运动,那么他应该能够看到光线成为“在空间上不断振荡但停滞不前的电磁场”。对于爱因斯坦,这个思想实验证明了对于这个虚拟的观察者,所有的物理定律应该和一个相对于地球静止的观察者观察到的一样。

解读:
事实上,没人确切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科学家一直都在争论一个如此简单的思想实验是如此帮助爱因斯坦完成到狭义相对论这如此巨大的飞跃的。在当时,这个实验中的想法与现在已被抛弃的“以太”理论相违背。但他经过了好多年才证明了自己是正确的。

6.特修斯之船(The Ship of Theseus)
最为古老的思想实验之一。最早出自普鲁塔克的记载。它描述的是一艘可以在海上航行几百年的船,归功于不间断的维修和替换部件。只要一块木板腐烂了,它就会被替换掉,以此类推,直到所有的功能部件都不是最开始的那些了。问题是,最终产生的这艘船是否还是原来的那艘特修斯之船,还是一艘完全不同的船?如果不是原来的船,那么在什么时候它不再是原来的船了?哲学家Thomas Hobbes后来对此进来了延伸,如果用特修斯之船上取下来的老部件来重新建造一艘新的船,那么两艘船中哪艘才是真正的特修斯之船?

解读:
对于哲学家,特修斯之船被用来研究身份的本质。特别是讨论一个物体是否仅仅等于其组成部件之和。一个更现代的例子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乐队,直到某一阶段乐队成员中没有任何一个原始成员。这个问题可以应用于各个领域。对于企业,在不断并购和更换东家后仍然保持原来的名字。对于人体,人体不间断的进行着新陈代谢和自我修复。这个实验的核心思想在于强迫人们去反思身份仅仅局限在实际物体和现象中这一常识。

5.伽利略的重力实验(Galileo’s Gravity Experiment)
为了反驳亚里士多德的自由落体速度取决于物体的质量的理论,伽利略构造了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如果一个轻的物体和一个重的物体绑在一起然后从塔上丢下来,那么重的物体下落的速度快,两个物体之间的绳子会被拉直。这时轻的物体对重物会产生一个阻力,使得下落速度变慢。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两个物体绑在一起以后的质量应该比任意一个单独的物体都大,那么整个系统下落的速度应该最快。这个矛盾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错误的。

解读:
这个思想实验帮助证明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无论物体的质量,不考虑阻力的情况下,所有物体自由落体的速率都是一样的。

4.猴子和打字机(Monkeys and Typewriters)
另一个在流行文化中占了很大分量的思想实验是“无限猴子定理”,也叫做“猴子和打字机”实验。定理的内容是,如果无数多的猴子在无数多的打字机上随机打字,并持续无限久的时间,那么在某个时候,它们必然会打出莎士比亚的全部著作。猴子和打字机的设想在20世纪初被法国数学家Emile Borel推广,但其基本思想(无数多的人员和无数多的时间能产生任何/所有东西)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

解读:
简单来说,“猴子和打字机”定理是用来描述无限的本质的最好方法之一。人的大脑很难想象无限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无限猴子定理可以帮助理解这些概念可以达到的宽度。猴子能碰巧写出《哈姆雷特》这看上去似乎是违反直觉,但实际上在数学上是可以证明的。这个定理本身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重现的,但这并没有阻止某些人的尝试:2003年,一家英国动物园的科学家们“试验”了无限猴子定理,他们把一台电脑和一个键盘放进灵长类园区。可惜的是,猴子们并没有打出什么十四行诗。根据研究者,它们只打出了5页几乎完全是字母“s”的纸。

3.中文房间(The Chinese Room)
“中文房间”最早由美国哲学家John Searle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这个实验要求你想象一位只说英语的人身处一个房间之中,这间房间除了门上有一个小窗口以外,全部都是封闭的。他随身带着一本写有中文翻译程序的书。房间里还有足够的稿纸、铅笔和橱柜。写着中文的纸片通过小窗口被送入房间中。根据Searle的理论,房间中的人可以使用他的书来翻译这些文字并用中文回复。虽然他完全不会中文,Searle认为通过这个过程,房间里的人可以让任何房间外的人以为他会说流利的中文。

解读:
Searle 创造了“中文房间”思想实验来反驳电脑和其他人工智能能够真正思考的观点。房间里的人不会说中文;他不能够用中文思考。但因为他拥有某些特定的工具,他甚至可以让以中文为母语的人以为他能流利的说中文。根据Searle,电脑就是这样工作的。它们无法真正的理解接收到的信息,但它们可以运行一个程序,处理信息,然后给出一个智能的印象。

2.薛定锷的猫(Schrodinger’s Cat)
薛定锷的猫最早由物理学家薛定锷提出,是量子力学领域中的一个悖论。其内容是:一只猫、一些放射性元素和一瓶毒气一起被封闭在一个盒子里一个小时。在一个小时内,放射性元素衰变的几率为50%。如果衰变,那么一个连接在盖革计数器上的锤子就会被触发,并打碎瓶子,释放毒气,杀死猫。因为这件事会否发生的概率相等,薛定锷认为在盒子被打开前,盒子中的猫被认为是既死又活的。

解读:
简而言之,这个实验的核心思想是因为事件发生时不存在观察者,盒子里的猫同时存在在其所有可能的状态中(既死又活)。薛定锷最早提出这个实验是在回复一篇讨论量子态叠加的文章时。薛定锷的猫同时也说明了量子力学的理论是多么令人无法理解。这个思想实验因其复杂性而臭名昭著,同时也启发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最奇异的就属 “多重世界”假说,这个假说表示有一只死猫和一只活猫,两只猫存在在不同的宇宙之中,并且永远不会有交集。

1.缸中的大脑(Brain in a Vat)
没有比所谓的“缸中的大脑”假说更有影响力的思想实验了。这个思想实验涵盖了从认知学到哲学到流行文化等各个领域。这个实验的内容是:想象有一个疯狂科学家把你的大脑从你的体内取出,放在某种生命维持液体中。大脑上插着电极,电极连到一台能产生图像和感官信号的电脑上。因为你获取的所有关于这个世界的信息都是通过你的大脑来处理的,这台电脑就有能力模拟你的日常体验。如果这确实可能的话,你要如何来证明你周围的世界是真实的,而不是由一台电脑产生的某种模拟环境?

解读:
如果你觉得这听起来很像《黑客帝国》,那么你说对了。这部电影以及其他一些科幻作品,都是在这个思想实验的影响下创作出来的。这个实验的核心思想是让人们质疑自身经历的本质,并思考作为一个人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这个实验的最初原型可以一直追溯至笛卡尔。在他的《Meditations on the First Philosophy》一书中,笛卡尔提出了能否证明他所有的感官体验都是他自己的,而不是由某个“邪恶的魔鬼”产生的这样的疑问。笛卡尔用他的经典名言 “我思故我在”来回答这个问题。不幸的是,“缸中的大脑”实验更为复杂,因为连接着电极的大脑仍然可以思考。这个实验被广泛的讨论着,有许多对于此实验前提的反驳,但仍没有人能有力的回应其核心问题:你究竟如何才能知道什么是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