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中的海外华人-----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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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泉弹簧同志说： “国人里，不搞坑蒙拐骗的是少数。即使到了国外，有充分良好的环境使人心向善，但那些坏了心术的人们大概已经习惯成自然，不搞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是一天也活不下去的。”
这话值得商榷，第一，那“国人”恐怕得改成“大陆人”。第二，即使是海外大陆人，“不搞坑蒙拐骗的是少数”恐怕也未必成立。 先说第一条。我认识的港台新马华人不少，基本素质与大陆人完全两样。论个人的基本诚信、朴
实、可靠都远超大陆人。香港人尤其出色，看不出与本地鬼子有太大区别。法治观念、工商意识都和鬼子差不多，而敬业精神尤有过之。
这是我本人或是太太认识的人。孩子的感觉也差不多。他大学本科时，上的是一个国际学院，外国学生特别多。他对大陆留学生印象特别糟，多次跟我抱怨过，说千万不能跟大陆学生合住，那些人基本是贼，搬走时什么东西都要拿走，连锅碗瓢盆都要席卷一空，也不嫌重。有几次还有人问他要不要分享浴室里的洗发剂，他谢绝了。过后跟我说：这算什么事？炊具还算是房主提供的（他们住的是furnished house），那洗发剂乃是各人买了放在浴室里的，连这种东西都要拿走，还好意思来问我，好像是给我个天大的人情似的，让人看得起么？又不值几个钱。
因此之故，在亚洲学生中，他一般只和日本人与港台新马华人来往，还参加过台湾学联组织的活动，对那些人的印象都很好，觉得跟那些人交朋友不用花什么心思，关系要简单明快得多。他那些朋友我也见过，一个强烈的印象是：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心术与大陆人完全是两回事，光明正大，简单质朴。我见过他的一个朋友，是台湾糖业大王还是什么大王的公子，非常拘谨腼腆，一点不像豪门出来的，与大陆纨绔完全是两回事。
这当然不是说没有例外，他的一位日本女同学就很糟糕。那人看上去特别小，鬼子又看不出黄人的年纪来，于是那女生便经常冒充未成年儿童，买打折扣的车票、公园和博物馆门票等等。这种行径，跟盗窃屋主的炊具与室友的洗发剂毫无不同。
我认识的一位泰国华人访问学者也够呛。那阵子我还是学生，有次她来跟我借学生证，说是要去旅游，可以靠那玩意买折价票。我于是大笑，说，虽然在鬼佬眼中中国人个个一模一样，但恐怕他们再蠢，男女还是分得出来的吧？旁边的鬼佬全都笑了，可那访问学者竟然听不懂我的话（她的英文糟极了），还在执拗地要求，我只好用手点着一字一句地说：你，女的；我，男的，yes？她说，Yes。我再指指旁边的鬼佬，说，They can see this fact, yes？她说，Yes。我说，So, the person selling the tickets will find it’s a man’s picture, not a women’s, yes？她说，Yes。我说，So？她说，Your student card, please。 我绝望了，嚷道：No! Ｉcan’t！ 她问：Why？我大叫：Damn it! There is no why. I just don’t want to lend it to you! OK？ 她说，OK，your student card, please. 这才是真正的姨爹，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迟钝的人，然而依然有搞歪门邪道的智力。但总的来说，我觉得大陆学生的平均基本素质确实比其他地区来的华人学生低。

关于第二点，我认为对海外大陆人也不能一概而论。以留学生而言，个人一点靠不住的感觉是，两头好，中间坏，最先出来的留学生都是土包子加穷鬼，处处显出寒酸和土气，难免“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但一般也就是喜欢捡垃圾，捡点人家扔掉的沙发什么的，热衷于逛跳蚤市场，打捞点二手货，生活特别节省，但弄虚作假坑蒙拐骗的不是很多，很少听说有捏造数据写论文的事。
这拨人对国外的文明生活方式很敏感，很快就发现了国内外生活习惯的不同。我记得当时本地留学生办的刊物上时常登出这类感慨，不是说进门时前头的鬼子兴跟你拉着门，等到你接住才放手，就是说鬼子在公众场合如何自觉，不大声喧哗，待人彬彬有礼，助人为乐，等等，要么就说鬼子对人命价值非常看重，每个单位都专门有火灾发生时的紧急出口，还有急救药品等等。在公众场合，大家也努力向鬼子学习，虽然穿着寒酸，用钱小气，但一般还是文明人模样。

真正素质差的是那些出国“考察”的官们。那阵子的官员也没多少钱，出国时比我辈好像还寒酸，于是专搞邪门歪道，到了一地，便去集资买一个摄像机，拿着去旅游，离开前就去把它退了，等于白租一个摄像机。 就连使馆的官员都是贼。那阵子使领馆为了创收，违反当地法律，偷偷在内部开旅馆，专门为留学生提供廉价食宿。如果你不要发票，主事者就把那钱揣了腰包。住在里面，有人还会偷偷进你的房间，向你秘密兜售廉价香烟。那烟是使领馆以极低价格卖给内部职工的，收的是人民币。他们提价后卖给你，换取外汇。这就是他们个人“出口创汇”方式。因为那价钱仍比市售香烟便宜，烟鬼们都乐意购买。有次我问那小贩是否接受支票，他说只收现金，却又好奇地要我给他看看支票簿。我拿出来时，小贩眼中冒出火来，羡慕得直咽馋涎。那阵子的官员是真穷，手里基本没什么外汇。如今那非法卖烟给我的小贩官员该是亿万富翁了吧，也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当年那寒酸样。
全世界所有国家中，外交官员兼做小生意而且是非法生意，大概只有中国一家（按鬼子的法律，使领馆不是商业建筑，不得用于营利。何况他们这么干还逃税）。当真是全国性的人穷志短，马瘦毛长。
90年代出来的人就比较糟糕了。他们仍然很穷，与老留一般寒酸和小气，但与老留不一样的是缺乏诚信，最突出的特点是弄虚作假，捏造CV，写假推荐信，伪造实验数据，简直是无所不为。我自己都曾被迫卷入这种诈骗活动中，为人捏造过假推荐信。真TMD晦气。就连学联组织的春节抽奖活动他们都要作手脚，让自己的亲友抽中，还把使馆发的卡拉OK、录像机什么的占为己有，尽是些见不得人的小猫腻。还有人当二房东，从鬼子那儿租房，自己住一间，再把其他房间租出去，收的租金比原房租还高，自己非但不必出钱，还能小赚一笔。我有次教人开车，半道抛了锚，那阵还没手机，于是便到附近的一家中国人住的房里去借电话，请AAA派人来修，我们在那儿等。那二房东听说要借用电话，满脸不情愿，我赶快塞了两个quarter给他，才算打成了电话。

本世纪出来的小留就不再如前二十年出来的寒酸了。豪门子弟我不了解，一般家庭出来的还是不错的，比较可靠。如今我上机场打的，全是请小留们帮忙。那些人的商业道德一流，说好了就一定准时来。即使飞机晚点也会等。有次我和太太到家后，才发现钱似乎给少了，好像是把10元当成20元给人家了，于是赶快打电话告诉那小青年。他说，不会吧，恐怕没错。我说，请你看看你有没有10元的钞票，如果有，那肯定是我们给错了。他看了下说，有两张，但大概是我自己的，我也记不得原来有多少钱了，我说您就别折腾了吧。我再说他也不听，就是不来拿钱。我又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无法登门偿还，只好不了了之。我和太太都一塌糊涂，从来记不住口袋里原有多少钱，那小青年似乎也这样，真是马大哈大团圆。
这当然是表面印象，我认识的小留都不是本单位的，所以不知道他们在考试或作研究时的诚信如何，但不管怎样，这茬人的经济状况远胜于前两茬，偷盗炊具与洗发剂的事大概不至于再干出来了吧。这些人的工商意识也远比前两拨人强。那阵子我们根本也就想不到可以利用自己的车去创收，一般去机场、车站都是接送朋友，或是应朋友的请求为人帮忙，绝对想不到要收钱。当然严格地说，这种创收还是逃税打黑工。

以上所说，当然是个人浮光掠影的一点观察，毫无统计意义，不过似乎也反映了社会环境对人的模塑。我们那茬人出来时，国内尚未形成商品经济大潮，咱们接受的是整人训练，专业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心思都花在如何整同类和提防被整上头去了。因此之故，我从来对同胞敬鬼神而远之，从不参加他们的聚会活动，因为是非实在太多。好不容易从那巨型绞肉机逃出来，难道还有兴趣去投入海外的迷你绞肉机？国外的优点是你能逃离，不必像在国内那样被迫卷进去。
那阵子我来往较多的朋友是个台湾留学生。他不知厉害，经常参加大陆人的聚会，后来也腻透了，逐渐退出，只和我来往，跟我感慨道：大陆人里是非怎么那么多？每个人都对我数落其他人，都在说别人的坏话，从未听到过他们说别人的好话。为一点点小事就怒不可遏，斗上几个月还不知疲倦，值得么？ 他最深的感触还是大陆学生似乎没有什么仁爱心肠，对战争的态度非常轻率，令他倍感震惊。他接受的是二蒋的大中华教育，从来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见到大陆人觉得特别亲，认为他们才是自己的同胞，与香港那些英国皇民完全是两回事。他原是最坚定的统派，跟大陆人来往的结果，是让他改变了自己的死硬立场。他对我说，他印象最深的是“不排除”——好些大陆人都跟他说，希望两岸能和平统一，但也不排除武力解放。那么多的人用一种如此随便的态度说出这话来，让他不寒而栗。他们好像从未想过那“不排除”对他全家的血淋淋的后果，云云。
总而言之，我的一点靠不住的感觉是，大陆留学生的素质是国内社会环境的相当忠实的反映。老留基本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毫无操守的政治动物，基本人生兴趣在于整人害人，但在学术上与经济上搞坑蒙拐骗这一手就远不如后来人。中留则是过渡态，保留了若干政治动物气息，但基本是毫无操守的经济动物，专业是坑蒙拐骗。小留则是开始有点商业道德的经济动物。如果光从坑蒙拐骗这点来看，个人感觉是中留最差。但从总的趋势来看，从政治动物变成经济动物似乎可以说是一种良性进化。 由此可见社会环境的作用之大。中共当国，确为敝民族的千古浩劫。前三十年把所有的国民都训练成了仇恨熏心的乌眼鸡，一个个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有的是无缘无故的恨。彼此往死里掐就是大家的人生宗旨与专业特长。这特点至今为所谓“民运”人士忠实地保留。后三十年则把所有的国民都训练成唯利是图的市侩，坚信“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

海外华人未曾受过这种毁灭式训练，因此再糟糕也比不上大陆人。 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曾在80年代的大陆轰动一时，但我始终兴趣缺缺，觉得那书数落的“马桶大阵”、“臭鞋大阵”之类实在太肤浅，不足齿数。当然这也难怪，他没有在极权制度下的生活经验，要深刻也深刻不起来。处在他视野之外的，还是“文明”与“反文明”的本质区别。 已经说过了，“旧”中国具有的是一种弊端百出的落伍的旧文明，但那毕竟是文明。它的弊端无非是人民奴性较足、缺乏公民意识以及其他现代文明素养，知识分子比较愚蠢，没有足够的理性思维能力等等，但国民的内心世界并不曾被执政党加以“善意的思想改造”，还保留着善良淳厚的本性。“新”社会发生的最大的悲剧，是我党强行粉碎了全民原有的内心世界，全面地系统地注入了无数邪恶观念，更刻意营造了一个实行赏恶罚善、汰优存劣的逆向筛选的生存环境，使得邪恶心术不但成了个人的生存前提，而且竟然变成了全部人生乐趣。这种“善意的思想改造”制造出来的新人，当然只能是反文明反社会分子，完美的trouble-makers，是全人类中最劣等的mutants。以为这种病态是咱们原有的基因性状，将此类病人推而广之，拿去类比处于正常环境中的海外华人，我觉得不但难以成立，而且忽略了我党的“善意的思想改造”的丰功伟业。 当然，我这儿用的那个mutants只是个比喻，意思是说它是一种病理突变。这类mutants不曾生活在相对正常的社会环境中，不知道来自陌生人的爱，也不知道世上有“信任”，其最大特点就是用恶意的猜疑心警觉地审视周遭的一切人事，以防中了他人的暗算（过去是政治暗算，如今是经济暗算）。但这不是说它真是一种无法逆转的突变。只要生活环境改变了，我相信还是会发生良性逆转的，我本人的经历就是证明。

关于《民主的细节》的一个访谈 －－刘瑜

热烈庆祝《民主的细节》第八次印刷

《出版人》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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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作为一本政论书，《民主的细节》能畅销很让人诧异，你对这样的结果有预期吗？你认为这本书受到关注的原因是什么？

刘瑜：可能我是对这本书能够比较畅销唯一不感到诧异的人。连我的编辑和出版社都很诧异，呵呵。我在找到上海三联之前，曾经有朋友帮我联系过好几个出 版社或书商，最后都没有谈成，有的说我没什么名气不想出，有的说时评时效性强，现在出晚了，有的说这种小故事的体例不好，要写还是写长篇大论的比较有市 场。对这些“据信”，说实话，我吃惊多于失望，因为我觉得如果他们真的仔细读了书稿，就会发现这不是一本关于时事、甚至不仅仅是关于美国的书，它本质上是 一本探讨政治正义的书。我觉得一些出版人低估了中国读者对政治正义、对公共领域、对制度可能性的知识渴求。很多人说现在的中国，如果你不是名人，要写卖得 动的书，就只能写恋爱啊、成功秘诀啊、养生保健啊，我觉得不对。任何社会，总会有很多人关心公共生活、关心正义、关心政治制度，如果图书市场上体现不出这 种关心，那么，除了政治原因和出版界的不思进取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知识界本身的失败：他们没有提供足够的有营养、又具有可读性的作品。所以说到 为什么这本书会比较受欢迎，我觉得市场对这种知识的渴求可能是最关键的因素。当然我用小短文、小故事的方式来表达这些知识和观念，增加了此书的可阅读性。 另外，个别网站（牛博网）、几个知名网友（和菜头、柴静等）的宣传、包括我自己积累的一小批读者，也起了一些作用。但基本上来说，这本书可以说几乎没有宣 传，主要是靠口碑销售。

《出版人》：从细节看问题，这表明了你对政治、对民主的一种态度吗？

刘瑜：对。我以前写博客曾经写过一篇《看法和知识》，大意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缺少关于具体事物、事件的“知识”。每个 人都急着去做“判断”，但是没有耐心去核实那些“判断”底下的经验基础是否牢靠。在我看来，对“细节”的关注，本质上就是对“知识”的关注，就是一种为 “判断”建立经验基础的认知态度。光做判断多容易啊，大笔一挥，打勾打叉，爽呆了。比如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论断：“全世界的官员都一样贪污腐败，没一个好东 西，你以为呢！”那么，对这样一个论断，我就会忍不住追问“细节”：你真的觉得英国首相因为装有线电视而报销100多英镑就被揭发而且严格地说还不是违法 的和胡长清贪污几百万人民币，性质是一样的吗？其实我想通过《民主的细节》传递的就是这样一个信息：让我们不要那么偷懒，不要为了一种道义快感而急着做宏 大判断，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面前保持一点谦卑。

《出版人》： 你在谈论美国式民主的同时处处关照着中国的现状，你认为我们是否有借鉴的可能性？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中美文化的不同，美国式民主并不适用于中国。对此你的意见呢？

刘瑜：民主从来没有“天然”地适合任何国家。要知道，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民主绝非常态，大规模的代议制民主的出现，只是近两三百年的事情，西 方人接受民主也是经历了一个学习的过程。说白了，任何一个民族，都经历过从打打杀杀到打累了发现“哎？我们其实也可以不打架啊，其实也可以坐下来谈啊”的 阶段，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地方人民觉悟得早点，有些地方人们觉悟得晚点。我比较反感中国知识界有些人过于强调“中国—西方”这个二元对立，在“西 方”成为今天的“西方”之前，它其实也没有那么“西方”，在一个全球化、多元化的世界，“中国”其实也可以不那么“中国”。

说到借鉴，我觉得美国民主的经验以及教训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个体自由和民主一样重要——“民意”、“百姓”、“国家”、“集体”不是牺牲个体自由和权利 的理由。真正有质量的民主，不是解决“谁当家作主”的问题，而是致力于“不管是谁，如何当家作主”的问题：有没有权力的制衡、有没有充分的有理有据的政策 讨论、个体自由是否得到保护。

《出版人》：你在中国和美国学政治，在英国讲政治，你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刘瑜：我个人对西方民主的认知，和中国很多人对它的认识，可能是一个相反的过程。中国的知识界80年代时很迷恋西方政治制度，到90年代很多人开始 慢慢转向警惕甚至敌视西方，到现在甚至到处充满了“北京共识”、“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样一种自我膨胀的心态。我个人可能路径刚好相反。80年代的时 候我基本上还是个孩子，所以当然谈不上什么政治观念。但是我最早开始思考民主制度的时候，就是一种怀疑的态度，我在国内的硕士论文题目叫“代议制民主制下 多数原则会导致多数暴政吗？”，你看，我那时候的问题意识是那样的，考虑的是“多数暴政”的问题。后来我不能说我放弃了最早的警惕和怀疑，但是我慢慢开始 观察、思考民主制的合理性、价值到底在哪，尤其是欧美这些年的生活体验，让我得以观察很多民主政治生活中的细节，从而观念开始变得更开放、更平衡一些。所 以如果说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是一步步从对民主的肯定“上升”到对民主的怀疑，我则是一步步从对民主的怀疑“倒退”到对民主的肯定。他们可以批评我的观念， 但是却很难指责我没有思考过他们所思考的问题，是出于“天真浪漫”而去美化西方。

《出版人》：有的读者看过《民主的细节》后，出现悲观的情绪，你自己呢？你希望读者怎么看这本书？

刘瑜：在政治上，我愿意把自己称作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就是说，长远来看，我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一个社会的政治游戏规则不是非要你死我活 的，相信人类有学习的能力，“吃一堑长一智”的能力，或至少是“吃十堑，长一智”的能力——这不是说我对某个具体的领导人、或者具体的政治团体或阶层抱有 多强的信心，而是我相信：首先，从利益上来说，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你死我活的政治游戏规则不合乎人类作为一个集体的生存和发展策略；其次，从价值上来 说，用最近在和菜头博客上看到的话来说：“没有人喜欢虚伪，人人喜欢真诚；没有人喜欢欺诈，人人都喜欢诚信；没有人喜欢卑劣，人人都喜欢高尚。甚至当这一 切美德都不复存在的时候，人们依然在内心深处小声表示自己的欣赏。”这就是我们对未来信心的来源。连专制者需要通过撒谎、修辞、仪式来合法化自己的统治， 比如萨达姆也要把自己的投票支持率搞成90%以上，比如纳粹在集中营里屠杀的小孩也要写成“病死”而不是被杀死——说明他们内心深处也知道什么是错的，什 么是对的，如果作恶总是能让人感到心虚，我觉得人类“前途就是光明的”，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当然这种乐观只是“长远来说”，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应该模糊我们对当下问题复杂性、艰巨性的清醒认识。比如就“民主化”来说，很多人把民主化的唯 一困难看成“当权者的顽固不化”，其实民主化的问题岂止这个，人民本身甚至可以真正意义上民主化的敌人——俄罗斯人现在不就普遍支持普京搞威权政体吗？委 内瑞拉的选民不是选了查韦斯上去瓦解三权分立？在非洲，民主化进程不是一次一次加深了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裂痕？菲律宾民主了那么多年不还是腐化丛生？泰国 民主化之后黄衫军不总是对选举结果不服？……诸如此类，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可能比我的读者更悲观，因为我的悲观一半是针对政府，一半是针对社会。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耐心，几年、几十年、甚至我们个体的整整一生，都是“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的一朵浪花”。如果你对民主的信念是相信五年后自由选举，十 年后就我们的社会就变成人间天堂——那我劝你还是别拥抱民主这个价值了，你肯定会失望的。但如果你对它的信念是因为你相信，人之为人，有思考、说话、影响 公共生活的权利（因为公共生活它强迫性地要影响你），而拥有这份权利事关你的尊严，而有尊严是重要的，也许你的悲观就会少一点——悲观无非是对结果成败的 耿耿于怀，但如果你觉得推动人的尊严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也就不会那么悲观了，甚至会在内心深处感到安宁和快乐。事实上每一代人能够推动的历史进步 可能非常非常有限，有很多代人可能完全是在原地打转，还有些代人简直是在开历史倒车——我们只能是尽量吸取前面的经验教训，让社会变得好一点点。更重要的 是不要忘记，让社会变得好一点点的前提是让你自己变得好一点点，愤怒固然可以推动社会进步，但是愤怒如果不和自省相生，它可能成为另一种谄媚的形式。

《出版人》：很多读者将你的著作和林达夫妇的著作相比较，你如何评价林达夫妇对美国政治的观察？

刘瑜：说来惭愧，虽然以前网上读过林达夫妇的某些文章，我真正去买他们的书捧到手上读，反倒是《民主的细节》写完之后，也就是今年夏天回国时。而且 也是在今年，通过朋友介绍，我和林达夫妇中的那个林，还成了很好的“网友”，经常交流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无论阅读他们的书，还是私下和林的网络交流，我都 觉得跟他们非常“知心”——我夏天读《历史深处的忧思》时，脑子里时不时就会冒出一个感叹号：跟我想的一样！要说不同，显然他们是在更系统地讲故事，一件 事情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我——一方面因为专栏体例的限制，一方面可能因为自己政治学的背景，可能更注重制度分析一些。

《出版人》：小说和政论，你觉得哪种写作方式更能展示你的才华？

刘瑜：这个可能要由读者来评论吧。目前好像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我的政论比小说强很多，有的说政论比不上我的文青资质。我希望我能活得足够长，来证明他们都是错的，呵呵。

《出版人》：请谈谈你未来的写作和出版计划。

刘瑜：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左右，我会有一本小书出来，是我过去这些年的随笔集，叫《送你一颗子弹》（博客注：上半年在博客里提到的《风吹草动》更名为《送你一颗子弹》），内容主要是对生活、对自己，对世界的随机观察和感想，属于比较文艺化、比较个体化的东西。

将来五年左右，我想写出两本书。第一个计划是写一本关于发展中国家民主的书。谈到民主，我们总是说美国、欧洲，如果只谈论这些发达国家的民主经验，不但知 识是片面的，而且在此基础上作出的价值判断可能都是偏见，所以常常就会有人质疑，那印度呢？那委内瑞拉呢？那泰国呢？那俄罗斯呢？这些问题虽然非常合理， 但对它们的思考目前在中国可以说非常粗浅，而且引起很多思想上的混乱，所以我想写一个这方面的书，梳理一下相关问题。目前主要的问题是由于工作、教学等任 务，暂时还没有时间开写。

第二个计划是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文集。我这些年在专栏、博客上谈论民主问题比较多，但实际上我过去这些年的主要阅读思考精力是在中国革命史上——因为 博士毕业论文是这方面的，所以在这方面积累了一点想法。我前些天读秦晖老师的《传统十论》，颇受启发，觉得那种体例也不错，所以想写个《中国革命十论》什 么的。这几年中国的“革命史”研究很热，水平也越来越高，象高华老师、杨奎松老师、沈志华老师都做了很多令人敬佩的工作，但大部分好像还都是史学界的声 音，资料挖掘性质更强一些，政治学界的分析性工作稍弱一些，有一些基本概念性的、理论性的问题我觉得还没有理清，所以想做一点这方面的工作。

把这两件事做完之后，我可能会回归“文青”，写一本小说，不过这次不会是爱情小说了，我想写一本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政治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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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醒——普通中国人为环保做贡献的方式：种一棵树，把灯泡换成节能的，送一本《民主的细节》给一个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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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的价值观-----洁尘

　　这些年大家都在说教育的问题，说来说去，好像都说了白说。
　　奥数被说了很多年了，2009年初夏，我所居住的成都市的教育部门还明令下文取消所有的奥数班。能取消吗？如果高考还是这样，那么，高升学率的名校就会继续存在，那么，想进名校的学生还是千军万马，那么，能指望名校造出另外一条独木桥择优录取吗？如果这个前提存在的话，谁能制止那么多奥数培训班？
　　还有一个非常普及的东西，那就是才艺表演培训班，学唱歌，学舞蹈，学媚惑的笑，学性感的走路，学深情并茂地朗诵，学挤眉弄眼耸肩膀地主持节目。这是我经常看到的场景。因为工作关系，我每隔一个星期会去一个大楼，我要去的工作场所在5楼上，而2楼到4楼都有各种各样的才艺表演培训班。我经常看到很小的小孩在里面装模作样地表演着，他们的父母（大多是母亲），一脸欣慰地在教室的大玻璃窗外看着。也是堪怜为人父母心啊，如果孩子不是读书的料，那就得给孩子另外铺设一条“成功之路”。反正，就是要“成功”，如果不能耶鲁哈佛清华北大，那就要选秀选美超级女声。成不成是一回事，但先得朝着这些方向去奔着，奔不着再退而求其次。
　　前些年有一次茶局，在座的有一位著名导演Ｍ。他说的一个事情我至今印象深刻。他说，他被好些影视学院请去开过讲座。这些年影视学院特别多，基本上都是挂靠在某个大学牌子下面的独立学院，开设影视编导、影视表演、播音主持之类的专业。Ｍ说，有一次他去一家学院，给表演专业和主持专业的学生上课，学生们很踊跃，阶梯大教室里挤得满满当当的，放眼望去——别说什么惊艳了，居然找不到几个模样齐整的，难道统统不走偶像派而是走实力派的路子？Ｍ导演当下痛心疾首，开场就大泼冷水，大意是说，不是什么人都能吃表演和主持这碗饭的，应该先照照镜子，然后好好想想自己合适干点什么。都挤在这里来干什么？都决心当丑星吗？学影视，学费多贵啊，你们就这么做着当明星的白日梦拿着工薪父母省吃俭用攒出来的血汗钱，跑到这里来混？
　　Ｍ导演说，我这话听起来不讲道理，怎么啦，只有漂亮的人才能当演员和主持人吗？这话正推反推似乎都说不过去。Ｍ说，他生气的其实不是学生们，青春期的孩子有幻觉，那是很正常的，他愤怒的对象是那些没有原则不负责任的办学者。Ｍ说，他算过，光是成都的影视学院或有影视专业的学院，就有八个。全国加起来有多少？　　　
　　一般人都知道，就表演专业来说，万里挑一的是北电、中戏和上戏；主持专业的，最高门槛应该是在中国传媒大学。在此之外，再有几所教学质量不错的学校，就足以满足对表演和主持这类人才的需求量了。这些年因教育产业化诞生了那么多影视专业，为保证生源，入门的门槛很低，这是一个问题，出门后两眼一抹黑，就业抓瞎，又是一个问题。　　
　　　办学者很可能言之凿凿地说，那是社会有这样的需求啊！你看看，有那么多渴望投身演艺圈的孩子啊！　　　
　　这话也没错。存在就是合理的，这是市场经济的铁律。有需求，就有相应的供给。但关键是，这个所谓的需求，并不是真正的需求，而是被煽乎出来的一种幻觉。首先是明星的光环效应，有名则有利，而且，那份利之丰厚，非普通劳动者所能望其项背；另外，明星在当下还成为一个特权阶层，可以突破很多规则和原则，可以被虚化被放纵被谅解。于是，有了这样的一种示范摆在面前，整个社会从根上就开始“供给”了。从幼儿园开始，各种各样的才艺表演训练班就等着这些孩子们了，顺理成章的，各类影视学院也就应运而生。　　
　　　家长们有什么错？就普通的家长而言，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功耀眼锦衣玉食，是很能被理解的为人父母的心态，而他们看到的这样的范本就在演艺圈。孩子们有什么错？演艺圈生活的丰富性和戏剧化，更对青春期孩子的口味，何况还有那么多一夜成名的幸运儿的故事摆在他们面前，下一个幸运儿也许就是自己？！孩子们这么想也没什么不对。　　
　　　要捣这个畸形繁荣的全民娱乐化的根，从哪里入手？一方面可以说，媒体起了很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媒体的娱乐化八卦化，把大众注意力都吸引到了明星身上，眼巴巴地看着他们过着那么轻松又那么富足的生活，那你怎么能阻止一对普通的父母想把自己的孩子往这条路上送？但媒体也说，媒体做了什么？这些内容不过是为了满足民众对明星的消费心态，媒体不过是起了该有的报道作用罢了。　　
　　　根子还是在当下社会的价值观上。说来好像社会越来越开放，选择性越来越大，自我实现的途径越来越多，但这个社会从方方面面一起合谋在制造一种平面化和单一化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归结起来就是：名，利，权。这三者交汇融合，互相帮衬，共同构成当下的“成功人士”的核心元素。　　　
　　一个人的生命意义是什么？一个人究竟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现在，“社会”这东西告诉你：你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喝什么样的酒，你得从事什么样的体育运动，得去什么样的地方休假……你才是“成功人士”，你只有成为这样的“成功人士”，你的生命才是有价值的。
　　我认为，当下失衡的教育，源自当下失衡的价值观。但要说后者的成因，那就更复杂了，更一言难尽了。

过份友善是一种病态心理吗？

善良是不是美德,美国心理学家莱斯·巴巴内尔有新理解：善良的人害怕敌意，用不拒绝来获得他人的认可。大部分友善的女性一辈子都会被痛苦、鼓励、空虚、罪恶感、羞耻感、愤怒和焦虑折磨。巴巴内尔给这种病态人格取名为‘取悦病’，改变的第一步是学会说‘我要’。"　　　　——以上，一朋友从《新世纪周刊》摘的。　　

大致来说，有些人会很友善。友善是好事，但他们会——过于友善。　　生怕遭到拒绝，生怕自己得不到认可。于是这种人很敏感，很容易被人影响。于是有求必应，不懂拒绝，哪怕为难自己。自己从不主动去做任何越界或“可能”越界的事。　　　　（朋友引克尔凯郭尔传记：“一句玩笑都可以将他摧毁。”）　　　　　　

我当时想的：　　　　
先强调一下，“过分友善”，是指那些比普通的友善更周到、更低调、更敏感于外部世界的评价、更胆怯、更不愿意表达自我观点、为他人牺牲自我的底线更低、滥好人到了超越义务的人。

克尔凯郭尔的情况，让我想到卡夫卡。敏感，多思，忧虑，“任何障碍都可以将我克服。”　　克尔凯郭尔是超虔诚的基督徒。他受到的宗教压力很大。卡夫卡则受到了父权方面的压力。　　大体来说，这类“过于友善”的人，应该在精神上受到一个社会性的压力，而逐渐在自我与外界的选择判断上产生变化。　　　　
也就是说，“我的价值”和“社会/他人/集体/外界的价值”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　　　　　　　　　　

原罪论——于是自我价值是低下的；利他主义——于是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是更高的。这是社会上公认一般“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原罪论可能在东方文明里比较少）。又由于在物质世界生存，社会大合作的前提下，“利他”是获得更好物质条件的基本方式（无论劳作生产、商务买卖还是公共服务），于是精神和物质上，都很容易接受“我的自我判断是无价值的——只有满足了公共利益以利他为至上才能够有好的物质生活——获得他人承认才是人生的价值所在”的观点。 　　　　 　　等把“自我价值”压到最低，把“他人价值/公共观点”抬到最高之后，就会因为不愿意悖逆任何公共观点，被迫无限制放低自我底线，于是这个人就显得没有底线、过于友善、被别人一句话就惶惶不安了。　　　　　　 　　

如果一个人干脆出世或者涉世甚深，他便可能对公共利益和许多默认的道德规范产生一些抵触和怀疑，所以也很少产生“过于友善的人”：他们最容易接受周遭的思潮、感受公共观点的压力，接受“利他是好的”“自我价值低于公共价值”的观点，从而逐渐失去对自己的肯定，变得过分友善，或者被迫假装友善；他们不是没机会置疑自我价值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但他们没机会去理性思考“我的自我价值认定是否过低了”，因为这么做本身就违背了他们将公共利益高于自我价值的设定（有点作茧自缚）。他们既给自己设定了障碍，又不愿去触及，而且在过分友善的过程中没有遇到自我价值与公共利益重大冲突，于是就变得越来越低调，逐渐沉默。　　　　　　


也有一种后果很极端的例子。大多数过于友善的人，并非“认同公共价值”，而是“不愿意抵逆公共价值”。他们没有手段或没有勇气输出自己的价值观，所以会在口是心非之间保持一种类病态的沉默和低调，压抑过久，最后制造出一些破坏性的举动。　　　　

无论历史还是现在，经常有“某某大坏人其实曾经很友善、很温和、很有艺术天分，后来就忽然变态了”之类的故事吧？“艺术天分”是否也是一种输出自我价值观的沉默看法呢？最后的大变态是否也出于这种效应呢？

关于“社会流动”的一个访谈-----刘瑜

1、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在上行，即便农村子弟“跃龙门”的机会也非常多。但如今社会阶层的板结却越加明显，即底层难以上行，上层结构稳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该从哪些方面找原因？

我想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允许竞争的领域，竞争已经相对饱和，在不允许竞争的领域，机会有还没有出现。80、90年代“底层上行”的机会大量涌现，和当时各个领域一个接一个的放开有关系，所以出现一片一片的“空白点”。比如允许民营汽车业出现了、允许外资合资企业进入中国了、报业市场化经营了、允许住房商品化了……第一批冲向市场经济的人可以说特别幸运，因为竞争非常不充分。这些人虽然今天也会觉得“生意越来越难做”了，但毕竟他们及时地完成了“原始积累”，和市场上的后来者比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今天同样聪明、能干、勤奋的人，却未必还有这个机会。这一点不但适用于“商场”，用在“政坛”、“学术界”、“艺术界”、“娱乐界”也是一样的。比如拿80年代来说，《射雕英雄传》可以导致万人空巷，因为当时根本没有什么电视频道可以选择，今天来看，它其实很粗糙嘛，不过是电视上同时播放的20种武打片之一而已。不过80、90年代是一个“非常”时期，它不可能持续，相比之下，今天这种“充分竞争、上行很难”的状态，才是“正常”的。不过和发达国家更充分的市场竞争比，中国其实还是有很多“空白区”，或“半空白区”，所以就现在来说，有些人还是会说“还是中国的钱好挣”等等。



2、以你的经验看，中国年轻人和西方年轻人在上行道路上遇到的阻碍有哪些不同点？能不能以实例说明一下？

我觉得中国年轻人向上流动的困难里，虽然也有市场竞争激烈的因素，但是政治的因素比西方还是多一些。政治上的因素有两种，一种是政府的改革力度有所削弱，有些本可以允许更多竞争的领域人为地阻碍竞争，导致本属于民间的“空白区”还是被国有部门把持，从而缩减了年轻人上行的去向。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权钱交易”，腐败丛生，导致本来就有限的“上行机会”被一小部分人以不公平的方式垄断了，这可能会加剧某些年轻人的愤懑。西方的年轻人上行受阻可能更多的是市场因素。这么说吧，比如两地的年轻人，A在中国，B在美国，各自的愿望都是办一个象《纽约时报》那么成功的报纸——这在两地都不大可能，在中国，更多的是因为政策对独立办报的种种限制，而在美国，是因为报业竞争已经相当充分了，市场细化、深化已经无孔不入了，再“异军突起”一个《纽约时报》几乎没有可能。




3、由于上行无门，中国大学毕业生把公务员当做最好的出路。在西方，年轻人对于公务员职业的想法是如何的？

我不能进行概括，因为没有充分的样本。不过就我自己的学生来说，虽然我已经教了两届毕业的本科生，而且我们系是政治系，但目前还没有听说一个想去做公务员的。几个比较主要的流向似乎是：媒体、继续学业、公司、去第三世界国家打工或NGO做志愿者。我想公务员之所以不是一个热门可能有几个原因，一个是英国奉行的是“小政府”理念，没有那么多职位；另一个是英国的公务员好像工资不高，没有多大吸引力，而且中国的公务员所享受的那些“好处”（比如较好的医疗养老保障等），在这里你完全无须通过公务员这个渠道得到——因为有“全民保险”计划，所以公务员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另外中国某些公务员能够享受的“灰色收入”，这里更是几乎没有。再一个，也是我个人比较担忧的现象，就是西方政治文化里对公务人员的“高标准、严要求”及其产生的cynicism，导致可能很多优秀的青年可能都不愿或者不敢从政。比如一个商人如果出现绯闻，根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大家看看热闹就是了，但是如果是政治家，那么很可能要闹到下台。政治家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各种“watchdog”（监督性组织）盯梢，这种日子也挺不好过的。上次英国出现的“报销丑闻”就是个例子，最后弄到首相安装有线电视的100多英镑都要被拿出来批评。你说对于年轻人来说，总是听到这种新闻，他怎么会愿意去从政？要钱没钱，要名誉没名誉，还要天天被人追着骂。优秀的人才拒绝流向公共领域，这是一个比较令人担忧的现象。



4、社会缺乏合理的激励体制和公平的上升机会，会给这个国家带来怎么样的后果？

如前所说，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里，上行机会一般来说不会有太多，这不一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不在于如何让底层流向上层，而是如何让底层也过上体面的生活。另一个问题是有限的上行机会能否公平“分配”——也就是这个社会是奖励智识、才干和勤奋，还是奖励家庭出身、关系网络和皮厚心黑。如果更多的是奖励后者，那结果只能是“劣币驱逐良币”，这个社会的各种产品、服务（包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质量伪劣。当然坏处不仅于此，它还会导致社会不满情绪的积压从而影响社会稳定、愤世嫉俗感的流行从而导致人的精神面貌变得很乖张暴戾（比如仇富仇官、一看到“精英”两个字就咬牙切齿），等等。



5、你从一个小镇出来，直至成为剑桥的老师，在你成长过程中，哪些因素起了关键作用？哪些问题曾经阻碍过你？（家庭、自身能力、运气或者其他种种）

我自己也经常想不通我怎么会成为一个剑桥大学的老师的，呵呵。我想是一系列的运气加上一小点才能吧——当然一个人有没有才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个运气（基因、受教育机会、遇上的启蒙者等等），所以说到底还是个运气。另外我想有一点还是挺重要的——我不知道是否适用于我自己——但我想可能适用于很多比较成功的人，就是性格。一个人如果能做人随和开朗，做事专心致志，然后还有些倔强甚至偏执，比较容易成功吧。我00年出国，当时是满世界计算机热，所以有不少人劝我从文科改学计算机什么的，我有逆反心理，鄙视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所以没有改行，现在看来如果我当时该行学计算机了，未必比现在更成功。当然成功与否并不是我今天衡量当时选择的尺度——我现在就是失业了，也不会后悔当初没有转行学计算机。如果说有什么东西阻碍过我的话，那也是个性吧，有点懒散拖拉，另外比较多愁善感，在与自我的搏斗过程中消耗了大量宝贵能量，呵呵。



6、对于现在因能力之外种种原因（户籍、关系乃至房价）而上行遇阻的年轻人，你会给出怎样的建议？

我下面说的话可能听上去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确实是我的真实想法。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可能不那么美好，但是也没有那么糟糕。在今天的中国，还是有智识、才干和勤奋的一席之地，所以还是要尽量学习、思考、奋斗，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聪明、能干、勤奋的人。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样的人更可能成功，更因为这样的人即使不成功，也有尊严，而有尊严比什么都重要。

当他们开始用脚投票----刘瑜

1961年8月15号，19岁的下士舒曼在一团铁丝网边站岗，他的西边，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骂他；他的东边，也有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骂他。后来他回忆说：“我只是在尽责而已，但所有人都在咒骂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难过极了。”可能是他眼神里的惊恐被察觉了，西边的人转而对他大喊：过来！过来！舒曼犹豫了一阵，突然把手里的香烟一扔，向西跑去，纵身一跳，越过铁丝网——
跳到了西柏林。
这是东西柏林被正式封闭的第三天。后来那道著名的柏林墙所在的位置，当时还只是高低不齐的铁丝网。舒曼跳过铁丝网的情景，正好被记者拍下，成为冷战德国的一个经典照片。
在Frederick Taylor的这本《柏林墙》中，舒曼的跳跃是一个意象：书中形形色色的舒曼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跳”到西柏林——有趁着夜黑风高从易北河游过去的，有从下水道的屎尿中爬过去的，有冒生命危险挖地道过去的，有干脆直接冲过去的，当然更多的是通过假证件从关卡穿行。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像舒曼这样幸运：18岁的费希特强行闯关时被当场开枪打死，25岁的杜利克在潜游时遭到机枪追击，慌乱中淹死。据统计，柏林墙有100多个这样的牺牲品。
到西柏林去本来是不用“跳”的，“走”着去就行。但从49年民主德国建立开始，走着去西柏林并且一去不返的人实在太多了：1953年，40万东德人涌向西德；1954年，20万；1955-1959年，每年25万；1960年20万……12年里，东德失去了1/6人口。照此下去，东德的社会主义天堂不久就会空空如也了。为了将人民挽留在天堂，东德总书记乌尔布里奇在苏联的批准下建造了柏林墙。对他来说，这堵墙是对西方斗争的伟大胜利，但是肯尼迪却嘲讽道，这堵墙是他对失败的公开承认。
今天回头看西方的60年代，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左翼年代。我看过一个反映西德左翼恐怖组织“红色军系”的电影《Badder Meinhof Complex》，审判该组织时，法庭上广大听众简直可以说是在为其热烈喝彩。掌声虽然热烈，但是鼓掌的人似乎也没有谁穿过下水道爬到东德去。理想主义青年们也许会高举乌托邦标语喊口号，但是他们的双脚却精明地留在了腐朽的资本主义。
好在这世上有“用脚投票”这事，让我们能够拨开口号的迷雾去判断制度的优劣。世界头号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痛批西方的书尽可以永远占据排行榜第一，G20或者WTO开会时示威者尽可以一次一次宣布资本主义死刑，但是非洲人、拉美人、亚洲人往欧美移民的脚步却不会因此停止。人类的头脑充满智慧，但是我们的脚却自有它的主张。它不善于表达，但爱自由，而且嗅觉无比灵敏。更重要的是，它往往比我们高举标语的手、能言善辩的嘴、荷尔蒙涌动的头脑更诚实，因为它有足够的谦卑去屈从于常识。
应该说，和兄弟国家相比，东德真够倒霉的：它的统治并不比它们更严酷，不幸的是从地缘上来说，这座天堂离人间太近。制造幸福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增进福利，一种拉紧窗帘指着墙上画着的那张大饼说：看见没，这就是天堂。后者显然比前者要简便得多。但可惜50年代东西德之间没有窗帘，当东德人瞥见窗外的西德人拿着真的烧饼走来走去时，墙上的那张烧饼就不再有说服力了。
这本书读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当时东欧各国的统治程度真“薄”。从53年东德政府朝示威工人开枪，到56年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从波兰的抗议到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东欧政府可以说基本只是靠强力勉强将其政权“糊”在一起——甚至连强力都是从苏联借来的。我们知道，世界有一种富人“穷得只剩下钱”，套用这个句式，世界上有一种强权，“虚弱得只剩下暴力”。如果那些东欧领导人知道另一国的领袖可以在几千万人被饿死之后还享受民众如痴如醉的万岁万岁万万岁，肯定会大惊失色进而妒火中烧。
书里有个情节颇有趣。在一个横跨东西柏林的建筑里，一个东德人试图从二楼窗口跳到楼下的西柏林。楼上，东德警察从窗口拽住他的胳膊，楼下，西德人则从下面拽住他的脚踝。“一场拔河比赛就此展开，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重力在西德人一边，这个逃跑者取得了胜利。”我想，在这里，作者的“重力”一词，也许可以做很多意味深长的解释。

庄礼伟：柏林墙事件的政治拼图与心灵拼图

南方都市报
作者：庄礼伟　暨南大学教授

为了拼构关于柏林墙倒塌的完整前因，有一个地方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匈牙利。德国前总理科尔说：“柏林墙的第一块砖头是在匈牙利被拆下来的。”卡尔．波普尔在接受媒体访谈时也曾说：“给予苏联政权致命一击的，是1989年匈牙利政府的一个决定。”

匈牙利：边境上的“泛欧野餐”
波普尔说的这个决定，就是1989年5月匈牙利政府开始拆除匈牙利—奥地利边界上的警戒系统。众所周知，柏林墙下有最森严的警戒系统，胆敢穿越者要冒被射杀的风险，从匈牙利越境显然丧命的风险要小一些。于是数万东德人以游客身份来到匈奥边境等候机会，他们或露营，或暂时栖身教堂。在一些民间组织的鼓动下，匈奥两国政府同意在当年8月19日将一小段边境象征性开放3小时，以举行一个暂时无国界的“泛欧野餐”，结果有600多名东德人在这个活动中趁机扒开铁丝网进入奥地利境内，并转往西德境内和西柏林。此后每年的8月19日，欧洲人都会集会纪念这场“泛欧野餐”，它拉开了铁幕垮塌的序幕，成为柏林墙垮塌和苏联解体的先声，这是一场改变了欧洲政治地理的潦草野餐。
匈牙利可以说是苏东集团国家中最先完成剧变的成员之一。匈牙利最为世人所知的政治事件大概就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人民群众发动反体制示威，苏军进入匈牙利境内进行武力镇压，匈牙利人民的争自由精神让东方阵营的所有国家都紧张了一阵。
1989年5月，匈共中央为“匈牙利事件”平反；10月6日，匈共更名为匈牙利社会党；10月23日，匈牙利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将成立于1949年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更名为匈牙利共和国，对国家政治制度做了大幅度调整，完成了一场天鹅绒式的革命。
这时候，柏林墙尚未开放和倒塌。匈牙利的案例显示苏东剧变的动力主要来自内部，即人民要求变革的愿望与勇气。这场对自由的倾心之恋从铁幕降临那一刻起就已经在暗夜里狠狠发芽。
就在匈牙利发生一系列政治转折动作的时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政府正忙着准备当年10月7日的40周年国庆大典。

东德：盛大的阅兵式逃离
“民主德国”和把“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中的“人民”勾掉，都是20世纪人类政治史中值得玩味的故事。而东德人把投奔被柏林墙团团围起来的一座孤城西柏林叫做“投奔自由”，也是一个有点黑谬的故事。
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西柏林说：“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
1987年，美国总统里根访问西柏林这座墙中之城时，曾公开呼吁：“戈尔巴乔夫先生，拆掉这堵墙！”后来戈尔巴乔夫做了他该做的，那就是什么也不做。尽管苏联在匈牙利和东德都部署了庞大的军队，但戈尔巴乔夫没有像过去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时那样，动用苏军对柏林墙事件进行暴力干预，他决心站在历史的主潮流一边，终止冷战，放弃“帮主”身份，让其他国家的人民独立自主决定本国命运。
东德自1949年成立起到1961年柏林墙建成之前，共有300万东德人经西柏林逃到西方，这种用脚投票的政治表态显示的是一种难以遏制的人心与人性力量。在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开放前，东德已发生持续数月的群众抗议运动。他们抗议的，是某种不合时宜、违逆人性的强权体制，这种体制的本性究竟如何已不用多谈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体制往往会宣扬某种美好的终极目标，向人民许诺一个逐步升级的乌托邦之路，从而获得当权的合法性。这种体制往往会宣称历史发展有一个必然的趋势且未来将是一个天堂般的世界，然后自命为这个天堂之路的人间引路人。对此，卡尔．波普尔批评说：想在地上造出天堂的人，往往把地上变成了地狱。
当年的苏东集团之所以能够集结一大批国家和众多的人口，这个天堂之路的梦幻图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然而，早在1893年恩格斯就曾说过：“我们没有最终(的社会)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数十年后，中国人顾准也醒悟道：“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古罗马智者马可．奥勒留也曾告诫说：“热爱那些仅仅发生于你的事情，热爱那些仅仅为你纺的命运之线”，切莫被那些宏大词语所忽悠。
在铁幕降临之前，在西班牙内战中领教了苏联政委的恐怖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就已经发现这种体制的一些特点：“它虽然控制思想，但它并不固定思想。它确立不容置疑的教条，但是会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条，因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绝对服从，但它不能避免变化，因为这是权力政治的需要。”(1941年在英国广播公司海外节目中播讲)曾受邀到苏联参观的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幽幽地在《从苏联归来》一书中说：“在苏联，贫困是不容易看见的。”但是他又毫不客气地说：“你看在苏联发生的事情：这个正在形成起来的新资产阶级，具有我们的资产阶级的一切恶德。”再提一件小事：纪德游苏时，到电报局去打电报，电文中提到了斯大林的名字。电报员要纪德必须在“斯大林”前面加上“伟大的”字样，纪德没有加，这份电报就打不出去了。在中国进行思想改造的年月，《从苏联归来》的中文版(1937年出版)译者郑超麟被审讯员严斥说：“你翻译的《从苏联归来》让好多青年人放弃了去延安的想法。”
应当说，要维持一个关于天国很快就会到来的幻象和一个过于强制的体制，是颇为辛苦的，所以后来苏东集团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做了许多切实的工作，取得了许多切实的成绩，例如世界银行1989年12月发表的报告称，东德人均国民收入已达到1.2万美元。再罗列一些东德社会经济发展成就方面的细节吧：到1988年，东德居民有53%的家庭拥有小汽车，每100户的电冰箱为152台，洗衣机105台，电视机122台(其中彩电为47台)。1986年，东德每千户居民拥有住房400套，人均住房面积为26平方米。再介绍一些其他成绩：东德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获金牌40枚，银牌25枚，铜牌25枚，奖牌总数90枚，排名世界第二；1988年汉城奥运会，东德获金牌37枚，银牌35枚，铜牌30枚，奖牌总数102枚，仍然排名世界第二。然而，尽管有了这些内外都很骄人的成绩，东德人还是要推倒柏林墙，还是要在政治上改弦更张。这时候我们且慢为东德政府、东德体制抱屈，或去嗅寻外部敌对势力误导民众的罪证，还是去想想这个政府、这个体制还有哪些权利、利益该给人民却没有给人民吧。
网络上有人在传1989年10月7日东德建国40周年的阅兵式视频，对其中的军装、武器、步伐、方阵有很高的评价：到底还是老德国的底子！豪华、盛大、专业！然而当天东德就有大规模示威并有1000多名示威者被捕，前来参加庆典的戈尔巴乔夫看不下去了，提醒昂纳克：“谁迟到了，生活就惩罚谁。”庆典后的第11天，昂纳克就下台了。庆典后一个月，柏林墙就失效了。一切都来得那么快又那么自然。柏林墙事件10周年，我曾经写下：“在一个全球村社里，我们共享着人类每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和生活中无边的庸常，也常常沉默地袖手，等待着聆听下一个全球性的或历史性的消息。”我们的这种心态和状态，也是那么自然，同时也那么枯涩。

赫塔．米勒：到西柏林之路
1989年11月9日，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在西柏林见证了那个历史性的夜晚。她在柏林墙倒塌的两年前(1987年)，从罗马尼亚移民来到这道墙的西边——— 西柏林，等候着这堵墙的垮塌。在冷战时期，铁幕阴沉地垂挂着，区隔了东西方两个世界。柏林墙是铁幕最直观、最具代表性的象征物，在铁幕背后，不仅有东柏林、东德，还有苏东集团的其他成员，包括赫塔．米勒的故国罗马尼亚。换言之，她就是一个生活在柏林墙后面世界的女人，她的到西柏林之路就是一条求盼光明的路。她在这个灰暗世界里生活的毫无生趣的记忆，低徊在她的作品里：《深渊》、《心兽》、《残喘》……在强力的现实面前，人类只是失却山林无所遮傍的野生鸡鸟。她写作是为了拒绝遗忘——— 多么不合时宜的拒绝，在这个人们不拒绝电子游戏中的帝国、极权理念并享受着暴力梦幻的21世纪初叶。然而，米勒对那个到处是墙的过往世界始终不能释怀，封闭的思想空间、无所不在的窃听者告密者都意味着墙。在强权统治下，人们残忍迫害同类的能力空前增长，你遇到的人都是墙，都是可以撞向你、束迫你、毁掉你的墙。人们没有了家，生活中只有墙。其实现今的世界里也到处是墙：对于罗马尼亚人来说，她是外族人；对于德国人来说，她是外国人。现实与故国对米勒来说都是墙，她只是在中间，两头不着边。德国是她爱恋的陌生人，故国是她反向怀念的地方，她还怀念着那个给她巨大痛苦的罗马尼亚，只不过这种怀念是以仇恨来维持的。仇恨使她成为能够正常生活的人。或者，文学是仇恨的出路，仇恨是文学的饲养者。她徒劳地说着德语，德语中的现实世界却与她无关，她只生活在她的记忆之墙里，深深地向地底掘进，去朝觐她的文学之源——— 那个“黑色大轴”。

柏林墙垮塌20年后，我们也需要另一种普世价值，那就是以宽容之心来看待曾经的人与事，受害者心结不应当是一种恒久的常态。于是，作家独自扛起了一次次撕开旧伤口的这个艰难的、必需的任务。回忆与创痛是一道墙，作家被囚禁在里头，从而能够向世人时刻提醒他们曾经的既残酷又荒谬的过往。现实世界并不宽敞，因为墙太多了，常让人有举步维艰之感。墙引发了征服厮杀，因为墙划分了彼此，人类本来是无间的，但有了墙、分了彼此之后，就有了无间道。“在仇恨里疯狂的人是谁？在杀人中高潮的人是谁？……”

整体的人类并不比一个个体更高，这才是人类的绝望之处。人无论能走多远，终究是在墙里，人类自己建造的墙里。种族、国家、文化、心理、利益的种种墙壁往往都是源于恐惧和自卑，人们获得安全感和自大感的方式就是筑墙，用恐惧筑墙，用政策筑墙，用科技筑墙。其实墙的最大作用是把筑墙者自己囚禁起来，只有拆墙，筑墙者才能解放自己。在墙里面的堕落比在万顷虚空中的堕落更让人惬意一些，因为你可能会以为自己只是在电梯间里坐下行电梯。所以我喜欢窗子，喜欢道路，喜欢米勒所说的“我想抓住井沿看看蓝天”。

关于光棍节和情人节

摘自南桥博客：http://berlinfang.blog.163.com/

情人节=“单身觉醒节”=Single Awareness Day, 简称SAD。
同理照推，光棍节=“婚姻觉醒节”=Marriage Awareness Day, 简称Mad.

一些名言和段子

创造权力的人对国家的强大做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但质疑权力的做出的贡献同样必不可少，特别是当这种质疑与私利无涉时。因为，正是这种质疑权力的人们帮助我们做出判断，究竟是我们使用权力，还是权力在使用我们。——约翰·肯尼迪

在苏联，会挑刺的作家都请去精神病院；在美国，请去TALK SHOW。

传教士初来非洲时，他们有圣经，我们有土地，他们说，让我们闭上眼睛祈祷吧。我们再睁开眼睛时，我们有了圣经，他们有了土地。

英国的冬天：到七月份才完，八月又来了……

墓碑上加“笨蛋”两个字是要多花钱的，不过为了你，这钱还是值得的——某电影台词。

无知和自由兼具者，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杰佛逊

哪个人看上去都不错，直到有一天他当上了总统。——美国民谚

表面上美国有两党之分，但大多数政治人物却脚踩两只船，同属两党。他们吃东西时像大象，思考时像驴子。

你不能接受它，也不能改变它，那么，嘲笑它……

一支常备不懈的舰队存在我们心中，当危机这个词在华盛顿出现的时候，每个人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最近的航空母舰在哪里？——克林顿于“罗斯福号”航母上讲演

本纸票可资合法偿付任何公私债务。原文：This note is lagal tender for all Debts,Public and Private.

某人在上眼皮刺了见鬼俩字,当见到象你这种人时

他会把眼睛闭上… ——法国电影《国家利益》

即使你说的是事实，那也是讽刺==《美国总统名言》

“罗斯福竟能把像银行业务这样复杂的问题讲得深入浅出，人人理解，连银行家都能懂”——就职第五天，罗斯福总统第一次对危机重重的美国阐述“新政”，事后，有评论家发表如是评论。

汉尼拔在扎马战役后与西庀阿的对话：

西庀阿：你认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略家是谁？

汉尼拔：马其顿的亚历山大

西庀阿：其次呢？

汉尼拔：皮洛士。

西庀阿（有些不快，他认为他至少应该排第二）：第三呢？

汉尼拔：我

西庀阿：如果你不被我打败，你会把自己排第几？

汉尼拔：在亚历山大之前

有人指责拿破仑用类似破铜烂铁类的勋章驱使人们为他卖命，拿破仑说：这个世界就是被这些破铜烂铁统治着

印度有个议员Minno Massni，印度独立前，经常在议会内外猛烈抨击殖民政府和总督。独立后，他又不满新政府的作为，终于离开了国大党，专心给几家大公司当顾问，有空儿依然抨击政府。不久，那些公司老板都要他闭嘴，别再批评了，否则解雇。

“可是，我过去也不停批评英国人，你们并不阻止我啊？”他不解。

“确实如此，但当年那些人是君子，现在这些人是政客。”老板们如是说。

英国下院男厕所故事：

保守党头目丘吉尔进去解手，碰见工党党魁艾德礼，丘翁立刻躲开远远的。艾德礼对其曰：“温斯顿，我知道你我是政敌，可是我们实在没必要把政治分歧带到男厕所来。”

丘吉尔回曰：“克莱曼，你们这些社会主义信徒一见到任何粗壮结实的玩意儿，马上就要政府予以约束管制，烦死了。”

“成年人一天吃饭超过100克有生命危险。”——金正日，1990年代饥荒时期。

手提上羊肉怀里揣上糕，打死打活往哥哥家里跑；叫一声哥哥你不要怕，大不了人头高杆上挂；叫一声哥哥你不要抖，大不了掉下来两颗头；咱二人睡下一对 对，铡刀断头也不后悔；生铁炉子化不了金，铁锯子也解不开咱二人的心；为了你我身子挨了些打，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也不怕；打高墙来喂恶狗，管不住小妹妹交 朋友；土打的城墙六尺六，朝廷也断不了串门子的事．　　　陕北当年某ＭＭ的爱情宣言

有研究者指出，日本二次大战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日语。这个语言以罗嗦著名，适合讨论家庭琐事，不适合军事指挥。

通奸乃情场上之民主，民主乃政治坛上之通奸/H·L·MENCKEN

自杀？报纸在罢工，我想都没想过要在这时候自杀。/BETTE DAVIS

阿诺·施瓦辛格声称“谁也无法以一句话描述我。所以别白费心机。有人想解释我，但就连我自己也解释不了自己呢。我充满复杂性，总是让自己大吃一惊。所以你别解释我，留心听我说好啦”

于是批评家克利夫·詹姆斯尝试了一下：他（阿诺）看上去就象一个塞满胡桃的避孕套。

瑞典诗人特郎斯特罗姆形容作品被译为外文，大约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你信任译者，而译者二话不说就杀了你；第二阶段，你不信任他，但他照样杀了你。第三阶段，你挺起英雄气概，拍着胸膛说“杀我吧，杀我吧，杀我吧！”而他一言不发就杀了你……

王尔德评萧伯纳：萧伯纳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敌人。而他的朋友没一个喜欢他。

福楼拜评巴尔扎克：要是巴尔扎克懂得如何写作，天知道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才！

莫扎特评贝多芬：留意这个人，有一天他会让世界谈个不休。

爱因斯坦：如果我的相对论被证明是对的，德国将声称我是德国人，法国将声称我是世界公民。如果被证明是错的，法国会说我是德国人，德国会说我是犹太人。

英国哲学家休谟：有人因为我不是保守党人而恨我，有人因为我不是辉格党人而恨我，也有人因为我不是基督徒而恨我，但所有人都因为我是苏格兰人而恨我。

拿破仑：

1、欧洲有很多优秀的将军他们希望一下子看到很多东西，而我只看到一样东西——敌人的兵员，并力图消灭他们。

2、把普军赶进莱茵河，把英国人扔到海里去。

隆美尔：胜利可以被夸耀有无数个父亲，而失败却永远是个孤儿。

巴顿：与战争相比，人类的其他活动都显得无足轻重。

哈尔西：我真希望把他（山本五十六）带到宾西法尼亚大街上去，叫你们朝他最要命的地方猛踢。

斯大林：“如果他们想要歼灭战，我们就一定给他们歼灭战。”

李奥尼达“太好了，这样我们可以在阴凉下作战。”，当部下向他汇报“波斯人的箭可以遮蔽太阳”时。

巴顿又一名言：蒙蒂（蒙哥马利）是个伟大将军，让他指挥一个集团军太屈才了，应该让他指挥一个战区——一个他妈的离我远远的战区。

美国征兵启事，大略：来当兵吧！当兵并不可怕。应征入伍后无非两种可能，发生战争或没有战争。没战争没啥可怕的，发生了战争，又有俩可能：上前线或 在后方。在后方没啥可怕的；上前线也有俩可能，受伤或不受伤。不受伤自然没啥可怕的。受伤又有俩可能：轻伤或重伤。轻伤有啥可怕？就算重伤，俩可能：治好 或治不好。治好没啥可怕了；治不好更不可怕，因为你已经死了……人都死了还有啥好怕的。

士兵全体撤退，军官留下掩护。

---“帕尔马赫”突击队(以色列国防军前身)第四营的一名连长。

　　1948年4月8日清晨，卡斯特尔，耶路撒冷公路旁一座建立在罗马古堡废墟上的村庄，几千名全部武装的阿拉伯士兵从三个方向向山头发起了猛烈攻 击。下午1点30分，临时拼凑起来的犹太民兵的防御崩溃了，战斗的指挥所也被占领。“帕尔马赫”突击队(以色列国防军前身)第四营的一名连长率领一个排赶 来增援，并留在最后掩护撤退。在那次战斗中，掩护撤退的30名“帕尔马赫”突击队战士阵亡了24人，除一名受伤的班长外，部队指挥员全部战死。当“帕尔马 赫”部队完成掩护任务准备撤退时，阿拉伯人的包围圈已经几乎合拢了。带队的连长和副连长对望一眼，发出了最后一道命令：“士兵全体撤退，军官留下掩护！”

　这道悲壮的命令从此被载入以色列国防军的史册。五十多年以来的数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国防军一代又一代年轻的军官们也象他们的先辈一样，高喊着同样的命令抵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再把失败转化为令全世界为之瞠目的辉煌胜利。

“如果您从来没有到过我们这里，那不是您的过错，而是我们工作的不周”——苏维埃头号特务、“契卡”之父捷尔任斯基

某新官到偏僻农村去访贫问苦，随从对一老头说：“老大爷，县委某书记亲自来看望你啦！”

老头愣了半晌，困惑地说：“敢是日本鬼子又打进来啦？！”

有学者曾经指出过美国政治中的“隔代继承现象”：最近大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大约是十五年左右为政坛上的一代人，下一代人反对或改变上一代人的政策， 却继承了“祖父一代”的政策，这样，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起伏消长，三十年为一个正反的周期，构成一个循环往复的全过程。罗斯福──肯尼迪──柯林顿，这是 一条一脉相承的线索，他们执政相隔的时间约在三十年左右；与之相对立的是艾森豪威尔威尔──里根、布什，这是另一条一脉相承的脉络，他们执政相隔的时间也 在三十年左右。

“我是那些认为托马斯·爱迪生和他的电灯泡改变世界的程度大大超过卡尔·马克思的人们中的一员”

——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普斯

一定要前往，不一定要回来——美国海岸警卫队豪言。该部队任务之一是担负海上救援，而海上灾难多发生于海况恶劣之时，于是乃有是言。

美国TIMBERLAND牌原野鹿皮鞋广告：

我们盗取了印第安人的土地、野牛及女人，之后又折回去要他们的鞋子。

蔡澜办公室里有幅丰子恺的画，一个穿长衫的人很稳地坐在大石头上，旁边题“随遇而安”四字。蔡澜在邵氏和嘉禾给邵逸夫和邹文怀打工时，请他的老板都 来欣赏过这张画。“意思是说我什么地方都可以去打工。他们看过了，对我更好一些了。”蔡澜60岁才开始学电脑，为此专门写过《关于电脑》记录经过。如今遇 到不懂的地方，拨电话给各行各业的女朋友寻求帮助，已经成为他的乐事之一。

在胡适晚年，有一位卖麻饼的小贩竟做了他的朋友。小贩名叫袁瓞，他做饼卖饼之余，还爱读一点书，喜欢与人讨论英美的政治制度，想知道到底英美政制哪 个更好一点？便贸然写了一封长信，向大学者胡适请教。胡适知道袁瓞背景后十分高兴，亲笔写了一封回信。后来胡适还邀请袁瓞到中央研究院去做客，袁瓞用一个 手巾包了10个黄灿灿的芝麻饼，散发着新烤芝麻的清香送给胡适。

丰子恺颇有童心，会问儿童一些奇怪的问题。他曾问他时年四岁的小孩华瞻：“什么事情让他最快乐？”华瞻的回答出乎他的意料：“逃难！”丰子恺不解：“为什么逃难最快乐呢？”华瞻回答：“因为逃难就是全家坐汽车去看大轮船。”

金庸曾说中学时代是他最快乐的时期。那时的他记性好，应付考试得心应手，还觉得考试是一件乐事，但他的同学却多有“恐考症”。金庸于是想到拔刀相 助，他与两个同学一番策划，鼓捣出了一本叫做《献给投考初中者》，专谈应付考试的经验和技巧。结果这本小书在当时出奇地畅销，除了浙江省，连江西、福建、 安徽等地都有得卖。

闻一多这位“新月派”著名诗人讲课有两个癖好，颇有名士风度，一是将早上的课调到下午黄昏时分上，认为有气氛，容易讲得精彩；二是上课前必先点燃一 支香烟，然后蔼然一笑，绅士般地问学生道：“哪位吸？”他上课是允许学生抽烟的。他上《楚辞》，第一节课打开高一尺又半的毛边纸笔记本，抽上一口烟，用抑 扬顿挫的语调道：“痛饮酒，熟读《离骚》——可以为名士。”他讲唐诗，将晚唐诗与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颇受欢迎。

中年以后的崔健认为人的生活中真正稳定的幸福需要注意3个元素：“第一，如果身体不好，你的生活肯定是不愉快的。也许这是我作为一个中年人的看法； 第二，如果事业不成功，没有能力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你肯定是不愉快的；第三，如果没有爱情，你肯定是不幸福的。”最后崔健说这3个元素中拥有爱情应该 是排在首要位置的，“因为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健康可能是次要的，因为他们正拥有健康。”

死亡……哦，那就意味着再也听不到莫扎特了……——爱因斯坦

曾国藩曾谓：“《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

又是一个可怜的穷光蛋，”掘墓人在停放间接受棺木时说。

“把它摆在那边，和其他的放在一起！明天还要送来两口，就够半打了。他叫什么，这个新来的？”

“他叫莫扎特。说是一个音乐家。”——胡赫的（高中甫译）《莫扎特传》，最后一段……

人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只是：人们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什么。——黑格尔。

教我如何不想他，请来共饮一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能想他？——刘半农作歌《教我如何不想他》，风靡。有好歌青年向往作者必是绝色美女，及至见面，乃一老头，失望，作此词。

推诿到此为止——杜鲁门对总统内涵的诠释。

广岛核轰炸后，原子弹概念为人们熟悉，一个阿肯色州农场主写信给橡树岭市的“原子弹公司”（他以为有这么个公司），要订购原子弹。“我地里有些树桩，想把它炸掉。请问贵公司有无这样规格的原子弹？要是有的话，请函复我并把价格告诉我。”

轰炸长崎的原子弹运抵提尼安岛，美国太平洋战略空军司令斯帕茨中将前来观看，对康奈尔大学的贝克博士说：“这里面装着物质的原子，只是起引爆作用，引起长崎上空的原子爆炸。”博士说：爆炸完全是炸弹完成的。将军瞪眼曰“年轻人，你可能会相信，我可不信呢。”

50年代美帝研制氢弹，因数据计算量巨大，科学家约翰·冯·纽曼制造了一种机器，一天内能完成三个月的方程式运算，使氢弹研制取得重大突破。纽曼给 这机器取名叫做“数学分析器、数字积分器和计算机”。等这个装置获得专利权而且在原子能委员会注册、无法再改换名称时，他的同事们发现，这个装置的缩略语 是“疯子”（MANIAC）。

以采访世界风云人物而著称的女记者法拉奇生前曾如此概叹：

真正的权威不需要傲慢、长胡须和大声呵斥。

真正的权威能用丝带、谦恭、智慧把你勒死。

他时髦、他性感、他死了！——《滚石》封面标题，说吉姆·莫里森故事。

“ 艺术上的完美主义者与愚蠢的叫驴之间很难区分”

英国《笨拙》杂志编辑回击评论家

诗人流沙河与画家吴子峰在1957年一起坠入深渊，二人在劳改队被派扫路，流沙和怨气难平，把地扫的尘土飞扬；而吴子峰却有板有眼地扫得一干二净。流挖苦吴曰：你好好表现，争取宽大处理！吴淡淡一笑：无他，君子自重耳！

林语堂说过：“靠炉围坐，佳茗一壶，淡巴菰（香烟）一盒，哲学经济诗文，史籍十数本狼藉横陈于沙发之上，然后随意所之，取而读之，这才得了读书的兴味。”

叶灵风说：“封了炉火，在沉静的灯光下，靠在椅子上翻着白天买来的新书的心情，我是在寂寞的人生旅途上为自己搜寻着新的伴侣。”

女作家黄蓓佳说：“最喜欢的读书时刻是在冬天，夜深人静时，脱去笨重的冬衣，拥被而坐，怀里抱一个热水袋，就着床头台灯的圆圆的光圈，靠着女儿温暖的小身体，无声无息。如果窗外添一点凄厉的风声或者洁白的雪花，便觉得更有诗意。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时刻更让我愉快了。”

郁达夫是这样回忆的：“……（北平的冬宵）更是一个特别适合于看书，写信，追思过去，与作闲谈说废话的绝妙时间。”

那是1962年12月，赫鲁晓夫去参观画家和雕塑家的作品展。他看到一些抽象派的美术作品，便斥责说：“这是诲淫作品，不是艺术。”还指着涅伊兹维 斯内的作品说，“就是一头毛驴用尾巴甩，也能比这画得好”。涅伊兹维斯内忍无可忍，便直言相问：“您既不是艺术家，又不是评论家，您凭什么说这样的话？” 在那时敢于指责赫鲁晓夫真是胆大包天。赫鲁晓夫大怒，说：“俺当矿工时是不懂，俺当基层干部时也不懂。在俺逐步升迁的每个台阶上俺都不懂。可俺现在是部长 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了，难道俺还不懂？”据史料记载，赫鲁晓夫的话一出口，周围的人都目瞪口呆，哑口无言。

8801评：赫同志的霸道，由此可见一斑。但值得称道的是：赫下台后，曾三次托人向涅伊兹维斯内致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赫临终留下遗言，一定要请涅伊兹维斯内为其设计墓碑。而涅伊兹维斯内也大度地为老赫设计了那闻名于世的黑白相间的墓碑。赫同志的坦诚，还是应该肯定的。

找情人太累，玩小姐太贵。没事搞个同学会，拆散几对算几对。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深受西方自由思想熏陶，并发誓取缔俄罗斯农奴制度。他说“我很高兴使每个人自由，只要每个人都准备自由地、完全地按照我的意愿行事。”

公元70年， 罗马大军攻占耶路撒冷，大肆杀戮。幸存的犹太男女逃到地势险峻的马萨达城堡坚守。该城堡有储存的粮食和淡水，易守难攻。旋即而至的1.5万人的罗马军队对 坚守在里面的人们——包括妇女儿童在内为967人——整整围攻3年。公元73年4月15日马萨达陷落前夕，犹太人决定集体自杀。他们抽签选出10名勇士作 为自杀执行者。随后这10人再抽签选出1人杀死其他9人。剩下最后一人的最后任务是放火烧毁城堡然后自尽。第二天清晨，冲进城堡的罗马人惊讶地发现没有任 何抵抗，面对的是一座给养依然充足但没有一条生命的死城。

　　据说殉难前夕，守城领袖ElazarBen-Yair有一段著名演讲：“我们是最先起来反抗罗马、也是最后失去这个抗争的民族。天亮时我们将不 再抵抗。感谢上帝让我们能够自由地选择和所爱的人一起高贵地死去。让我们的妻子没有受到蹂躏而死，让我们的孩子没有做过奴隶而死吧！把所有的财物连同整个 城堡一起烧毁，但是不要烧掉粮食，让它告诉敌人：我们之死不是因为缺粮，而是自始至终我们宁可为自由而死，不为奴隶而生！”

墨索里尼的同乡雷切尔还是个年仅七岁的小学生时，十七岁的墨兄是她的代课教师。1908年，久别的师生二人在大街上相遇，此时的雷切尔已出落成一位 皮肤白皙、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墨索里尼立即被他昔日的学生迷住。然而，由于太熟悉墨兄的为人，包括雷切尔的母亲和墨索里尼的父亲在内的所有亲友都一致反 对雷切尔嫁给老墨。面对众人的反对，穷凶极恶的墨索里尼手持一把左轮手枪冲进雷家，咆哮道：“如果你们不打算领教左轮枪的威力的话，就把雷切尔嫁给俺！否 则，这黑洞洞的枪口里就会射出六颗不长眼睛的子弹！五颗打死你们全家，最后一颗留给俺自己！”就这样，雷切尔在墨兄的恐吓下，成为老墨的媳妇。

△以后我就告诉我儿子：钱就是你亲爹！

△即使是肖邦，也弹不出老子的悲伤！

△连贝克汉姆都不知道，你还有什么资格跟我谈篮球！

△男人与牙刷——我绝不与人共用！

△女人一生最喜欢两朵花：一是有钱花，二是尽量花！

△我很崇拜自己——能通过Google找到分手12年的前女友！

△一个女人：她可以喜欢你，但她不爱你；她可以爱你，但她不嫁你；她可以嫁你，但她不生育；她可以生育，但孩子不是你的……

△女生如何装清纯？说话时把所有的“我”字都换成“人家”，就这么简单！

△我花8万元买了个西周陶罐，昨儿到《鉴宝》栏目进行鉴定，专家严肃地说：“这哪是西周的？这是上周的！”

△高考成绩出来后，老师长舒了一口气对我说：“其实没考上，对你和大学都是一种幸福。”

△大学毕业后，某日看到N久没联系的同学在河对岸放马，我就嘲笑他：“小样儿，都混成这样了！”结果他和我吵起来，我怒：“有种你放马过来啊！”他说：“谁怕谁啊？有种你牵牛过来呀。”

两位母亲谈论养育之道。曰“养儿只须担心一个男人；养女，你得担心所有的男人。”

韩馥榘对石友三说：“宋美龄也不知抹的啥香水，俺跟她握握手，香了一个星期。”

济南二奶界流行语：你老公啥时把你给炸死？

郎咸平在多伦多演讲时说：中国各行各业只要跟腐败有关，一定欣欣向荣；跟腐败没关系的，一定都很萧条。

做官必有官态：比如见人就打招呼，必定快要下台；挺胸收腹翘臀，必定新官上任；与人谈话旋说旋走，必定官运亨通，控制局势；见人低头闪道，肯定正受审查；故作沉稳之状，使劲联系群众，肯定上级要来考察。

经过集权统治，彻底洗脑，真正的信仰与真正的恐惧，可能并无二异——国家地理纪录片《朝鲜揭密》解说词

现代社会的50项必需“求生技能”

http://www.u148.net/tale/6527.html

本来对这种多少项多少必需的东东看不大上眼，遇见这篇，扫了一下，有点意思，再自测了一下，发现自己勉强只能做其中的32项。

1、 生火——火能产生光和热、这两件是生存的必需品、也许在某个时候，这项技能可以救你的命。

2、 操作电脑——基本的电脑常识是现代生活之必需、必要的时候，请帮助他人。

3、有效使用Google——Google无所不知、如果你用Google找不到你想找的东西，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4、人工呼吸和处理喉咙被塞住的急救措施——有一天你的妻子、丈夫、儿子或女儿，可能正是需要你帮助的那个人。

5、开手排档的车——也许有时候你会需要这项技能，要是不会就糟了。

6、简单地做饭——如果你连鸡蛋或牛排都不会煎，那就麻烦了。

7、讲一个能吸引人们注意力的故事——如果你不能吸引别人的注意力，那还是别废话了。

8、不与人打架，除非你能赢——两种情况下，你都赢了。

9、告诉别人坏消息——总得有人去做这件事、不幸的是，有一天这个重任也会落到你肩上。

10、换轮胎——轮胎里面有气体，只要有气体的东西总有一天会爆掉。

11、从容应对面试——要是紧张得浑身是汗，你肯定得不到那份工作。

12、管理好自己的时间——否则你就是在浪费时间、偶尔浪费时间也没关系，但不能一直这样。

13、快速阅读——很多时候你只要读要点就可以了、（看到这里就觉得没早点学会这条了吧）

14、记住名字——你会喜欢别人管你叫“喂，那个谁、、、”吗？

15、整理房间——真正做起来总比想象的要难一点。

16、轻装上阵——旅行时只带最必需的东西、这样更便宜、更简单、更灵活。

17、和警察打交道——蹲监狱可不是好玩的，监狱里面的大汉就更不用说了。

18、给别人指路——没人喜欢迷路，所以最好第一次就指对。

19、进行基本的急救——会正确处理伤口，不是只有医生或天才才能做到的。

20、游泳——地球表面71％的地方都是水，所以学会游泳绝对是个好主意。

21、路边停车——大多数标准驾照考试都要求考路边停车，然而大多数人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很奇怪啊。

22、了解自己的酒量——不然你一不小心就会很难看。

23、选择好的产品——腐坏的水果和蔬菜只能成为恶作剧的道具用来吓人。

24、会用锤子、斧子和手锯——不是只有木匠才用得着这些工具的、每个人都得有点使用这些工具的基本常识。

25、进行简单的财务规划——负债累累可不好，一个简单地预算计划可以帮你解决这些问题。

26、至少会说两种通用的语言——世界上只有25％的人说英语、如果能跟剩下75％的人沟通也挺好的。

27、正确地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姿势不正确的话只会伤害身体，也是浪费时间。

28.多赞美别人——赞美是世上最好的礼物之一，更何况是免费的。

29、谈判——再多问一两个问题就会得到更好的价钱。

30、仔细听别人说话——多听少讲，学到的多，失去的少。

31、复习基本的地理知识——如果你不知道你生活圈以外的环境，大部分的人只会认为你什么都不知道（而且通常他们是对的）。

32、粉刷房间——粉刷房间的价格百分之九十是人工费用，简单的油漆活自己做比付给别人9倍的工资要来得划算。

33、简单明了又内容丰富的演说——如果下次公司开会时你的上司要你解释你上个月做了什么活，这样的演讲能让你过关、“嗯、、、不知道”的话就惨了。

34、照相的时候微笑——硬是不笑的人最糟了！

35、不出丑的搭讪——搭讪成功跟失败只是一念之间、如果太刻意的话会失败，不够用心的话也会失败。

36、做有用的笔记——因为没用的笔记和不做笔记一样都是没用的。

37、礼待住在自己家里的客人——要不然的话哪天你需要借住他们家的时候就只能睡旅馆了。

38、给人好的第一次印象——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39、会看地图和使用指南针——如果你的卫星导航器在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坏了，你要怎么办？

40、缝钮扣——比买新衣便宜。

41、自己装家里的视听系统——又不是多难，付钱给别人装只是因为偷懒。

42、打字——打字打得好的话会节省很多时间，一生受用。

43、保护私人资料——除非你是那个小偷，不然个人资料被偷可不是好玩的。

44、设定基本的电脑系统防护措施——设定密码跟防火墙并不需要计算机本科毕业，但可以预防将来倒大霉。

45、识别谎言——人们会对你说谎，此乃人生之一大不幸。

46、有礼貌地结束约会，而不承诺下一次——千万别给别人一个你不愿给的承诺、你也不用急着决定和一个刚认识没多久的人有什么未来。

47、除去污渍——总比再买一件便宜。

48、保持房间整洁——整洁的房间是健康、规律生活的开始。

49、正确地抱婴儿——你可不想无意弄伤一个小宝宝。

50、启动汽车电瓶——这总比走路或叫拖车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