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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3 January 2009

十年旧文:“我比你们中任何一个更爱自己的国家”--杨开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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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旧文:“我比你们中任何一个更爱自己的国家”
王开岭 发表于 2009-1-2 20:30:00
在一处国土上,当受害者和潜在的受害者越来越多,当那种惨痛脸孔和被病毒折磨的样子逐渐膨作一种“国家表情”,甚至连他们之间也开始厌恶地皱眉、嘲谑、幸灾乐祸——进行恶劣的心理折磨和欺压(就像乞丐之间、精神病人之间、狱犯之间发生的那样),这只能说明,最可怖的事发生了:“对善与恶可耻的漠不关心!”(莱蒙托夫)
这才是民心最大的腐败。它显示,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理性和道义资源已被蛀蚀一空。纳粹德国、专制时期的俄罗斯和“文革”中国就是这样腐坏掉的。
在40年代的德国,战争已把这个以意志和哲学著称的剽悍民族逼到了自缢的边缘:饥饿、伤病、轰炸、抓丁、呻吟、宵禁、灯火管制、空袭警报、阵亡通知书、盯梢告密揭发、习惯死亡的麻木……一切正常的生活都废除了,一切美好的情感和愿望都散失在瓦砾废墟中,每个人都成了被霉病折磨的叶子,神情灰黯,垂头丧气——但几乎所有人都咬定这仅仅是战争失利所致,是劣势所迫,是勾结起来的敌人过于强悍之故。
偏偏这时,假若不知从哪儿突然爆出一句:“我们是害虫!”接下的事会怎样呢?众人莫不大惊失色(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但镇静后的第一个反应是:“他叛变了!他叛变了!”随即人堆里便炸开了锅(俨然羊群里钻进了狼),纷纷作愤怒状,作势不两立和挥拳讨伐状。
于是,德国就有了一批被称作“叛徒”的人。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他们不过是一些表达了个人观点——且没有被自己的诚实吓破胆的青年,但在一个极不正常的年代,一个“个人的观点”多么稀缺,它的处境立马变得多么孤立和凶险——因为“他们有那么多,而我只是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有一组军人的名字应被其同胞记住。今天,他们已不在人间,但半世纪前,他们都曾宣称:我们,日耳曼人自己——是国家的害虫!他们皆认为,该是由德国人自己来结束这场灾难的时候了,于是便有了属于“个人”的行动……这种事发生在“圣战”最酣的当口,发生在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命运、价值、荣辱与“元首的梦想”“德国的最后胜利”绑在一起的关头,无疑被视作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恶毒挑衅。
“叛徒”们的名字是:国防军上校施陶芬贝格伯爵,他从前线潜回柏林,因拒绝执行元首命令而执行了自己的命令——刺杀希特勒(他差点就成功了)——而遭枪决。二十岁的列兵沃尔夫冈·博歇尔特,因写了几封“危害国家安全”的私信被判死刑(后改赦,但因战争摧残于战后翌年死去),他把“必须要说的话”匆匆写进一本叫《拒之门外及其他短篇小说》的小书里。还有一位即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时的德国军人海因里希·伯尔,在《给我儿子的信或四辆自行车》中,他追述了自己是怎样借“开小差”“造假证”“偷自行车”等一系列不光彩行径——来逃离战场和躲避杀人任务的。
身着制服,却拒绝执行一个军人被规定的职责,从职业属性上看,他们全是混帐小丑,按战场纪律该遭枪毙。时至今日,想必亦没有哪家队伍敢接纳这些不安份的家伙。但他们却是合格的人,比做一名军人做得更多,是勇士,是赤子,是持个人头脑的真正合格的生命!在一个拒绝执行命令为高尚的年代,他们分别以个人的方式捍卫了生命尊严和主体意志的完整,而没被那架“国家主义”大风车所挟持。他们清醒的血肉之躯和跳跃着独立火苗的头颅——显得与那套褐色制服多么不协调,正因这些不协调,正因很多命令没有很好地被执行,没有去开枪,没有去爆炸,没有去焚烧——许多人才死里逃生,许多村庄、楼房和教堂才免遭塌毁……按伯尔的说法:“违抗命令不愧为光荣的过失!”有时候,“过失”就是良知,“渎职”就是正义,“不规矩”就是神勇。
爱祖国,但不应闭着眼睛爱祖国。爱人民,但不该随随便便就爱上人民的某个样子,尤其它“昏迷或粗野时那种不雅的样子”(高尔基)。
在纳粹德国,最振聋发聩的叫嚣就是“爱国主义”“人民主义”这类词语,其深入人心的程度犹如犁铧对国土的耕占,刻骨而深沉……
影片里,常见纳粹党卫军和冲锋队施虐的场面,但若以为战争中参与杀人的仅仅这些贴着职业标签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战时德国,几近所有的人力资源都被政治最大限度地征用了,前线在厮杀,后方则活跃着一支支庞大的志愿警察队伍:维持秩序、监视告密、缉拿叛徒、搜捕漏网的犹太和盟军间谍……一边是母亲们“并不怎么心疼地、甚至怀着激动的心情让她们十四岁、十六岁的儿子朝着死亡跑去”(伯尔),把生命献给元首;一边是她们争气的孩子将立功和英勇杀敌的捷报传回家乡。美国新版的《自愿的刽子手——普通人与大屠杀》一书中,展示了一幅泛黄的旧照:一德国士兵站在离一位犹太妇女不到三公尺的地方,按步兵操典的规范,举枪瞄准,而女人怀里则紧紧抱着一个婴儿……作者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士兵会把杀害一位母亲的照片寄给另一位母亲?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忍心或若无其事?至少有一点是无疑的:这个德国青年深爱自己的母亲并想使之骄傲。那么,能否说,他正是按照或猜度着另一个母亲的愿望来杀害眼前这个母亲的?(你会突然觉得连这个念头本身都是犯罪)
伯尔清楚地记得,党卫军头子希姆莱在战争的最后几周里颁布了一纸命令,其中包括“一个德国士兵如果在听不见枪炮声的地方碰到另一个士兵,可就地处决他”。这意味着“每个德国人都成了另一个德国人潜在的法庭”。于是,就有数以万计的军人在光天化日下被自己的乡亲、邻居、朋友甚至陌生人以叛逃罪消灭了。要知道,担负这项行刑的仅仅是一些身份极普通的人,一些老实巴交、看上去一生都不会做坏事的人,他可能是你在大街或乡村小路上碰到的任何一个同胞,他昨天还只是一个司机、一个矿工、一个厨师、一个送奶人、一个鞋匠或售票员,甚至是一个以正直著称的教师……可今天,他却光荣地扮演了一个“国家监护人”的角色。伯尔回忆说:“有一个我认识的下级军官叫凯勒尔,他从前线溜回来探望父母,某个合法的德国谋杀者抓住了他,在这‘远离枪炮声的地方’……当时‘事情’(指处决凯勒尔)进行得很快,连一只公鸡也没有为他打鸣。”
一个国家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仅仅是人们习惯的那种“爱政府主义”吗)?真正的爱国使命应当由什么样的人民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施?
那么,“人民”又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它仅仅是一个模糊的数值集合——由所谓“大多数”组成的人丁概念吗?在政治舆论家那里,它常常被封授一种至高的俯视一切、审判一切的权力,被谄媚的语言描绘成一副无可指摘、先天完美的“万岁”幻身,其权威和不容违抗的意志永远被说成是先验的,无需任何设问和讨论。谁一不留神得罪了它,就会被冠以“人民公敌”,死无葬身之地。
说到底,这是一种阴险的政治贿赂。一旦“人民”心安理得享受起了这种恩惠,就会不惜辱没自己的主人身份——甚至怀着感激、溢美和报答之情忠实地听从施主的吩咐,仰领袖鼾息,充当政治“英勇的打手”……对此,高尔基痛苦地叹道:“这些人非常可怕,他们能成就自我牺牲和毫不利己的功绩,也同时能犯无耻的罪行和卑鄙的强盗勾当。你会仇恨他们,也会全心全意地怜悯他们。你会觉得你无力理解你的人民阴暗心灵的腐烂和闪光。”(《不合时宜的思想》)
一旦“人民”“祖国”仅仅被充当政治权力的“虎符”而不再作为理性和文化范畴的语汇来使用,那么独裁专制和斗争霍乱就会接踵而至,“人民”“祖国”这些硕大的词就会沦作刀俎和砧板之用。大革命时期的法兰西、现代德意志、俄罗斯及中国,都流行过这种癫狂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唯人民论”“唯国家论”“唯领袖论”。
一个真正爱国、爱人民的人,应该与他的祖国和人民如何相爱?这种“相爱”的实际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恰达耶夫在《疯人的辩护》中表达过一种“否定方式”的爱国行为,他说:“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就是对真理的爱。”只有理性意义上的爱,才是一种长远和深沉的爱,精神与灵魂的爱。他又说:“请相信,我比你们中任何一个更爱自己的国家,我希望它获得光荣……但是,我没有学会蒙着眼、低着头、闭着嘴爱自己的祖国。我发现一个人只有清晰地认识了自己的祖国,才能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益之人。”
做一个词语和表情上的爱国者是很方便的,也极易被公众喝彩和赢得犒赏,而要做一个不受干扰的本质上的爱国者就难了。在“相爱”实不可能的情势下,“单相思”是要以误解、诽谤、报复甚至流血为代价的。“具有歇斯底里情绪的人给我来了一些信:威胁要杀死我!我明白,在一个长期以来所有人都习惯于收买和叛卖的国家里,一个捍卫无望事业的人应该被视作叛卖之人”(高尔基)。
苏格拉底的死刑很说明问题。他死于大爱和先知,死于对文明最处心积虑的担忧,死于对所挚爱的雅典最深情的关怀与怜悯,死于心碎之爱。天才的前瞻与时代的低能——彼此之间的错位和落差,导致了这场人民杀死赤子的悲剧。但作为历史成本,这悲剧又是必须的,社会进步和人民醒悟的车轮,正是一次次由这种交替不绝的“错位”作拉杠来驱动……
正如茨威格在哀泣尼采时所说:“一个伟大之人将会被他的时代驱赶、压制、逼迫到最彻底的孤独中去!”是啊,命运总要将真正的思想者送至无援的绝境,风声鹤唳,四面楚歌,孤独像美德一样地燃烧……而时代对他们的搜寻与怀念又总是姗姗迟至,有时竟晚上几个世纪,甚至永远。
丹东,这位颇具诗人气质的斗士也是这样罹难的。他对法国大革命后期的恐怖提出了“个人观点”,从而与其同志兼上司罗伯斯庇尔发生了冲突。领袖坚信只有“正义的恐怖”才能换回“人民自由”,而丹东怀疑这种自由跟“妓女”一样,是“世上最无情无义的东西,跟什么人都胡搞”。这种犯众犯上的危言将丹东送上了“人民法庭”的断头台,胸前的斩牌上写着:人民公敌!
当德国青年们激情难捱地效忠元首、眼热“铁十字”勋章的时候,大学生汉斯和肖尔兄妹却因撒发反战传单而被处死;当海德格尔们每天小心翼翼地打系“爱国主义”领带时,慕尼黑的哲学教授胡伯却因异端学说锒铛入狱……和伯尔们一道,这些德意志民族的“逆数”,不仅没给自己的时代丢脸,反而维护了这个理性民族的传统荣誉。他们不仅是历史上真正的“爱国者”,而且还是彻底的“救国者”。
还有鲁迅、顾准,还有高尔基、帕斯捷尔纳克、肖斯塔科维奇和索尔仁尼琴……他们的《药》、《中国问题之探索》,他们的《不合时宜的思想》、《日瓦格医生》、《见证》、《古拉格群岛》……
真正的爱国者有时干脆就是那些“叛国者”和“流亡者”。他们始终敢于:批评不敢批评的“人民”!怒视不敢怒视的“革命”!
“人民”,应是一个永远成长中的不断自我反省和完善的主体,而非一座业已退休的大功告成的纪念碑。它应有一副允许批评、保持谦逊和涵养的知识者面孔,而非一个骄横无礼、被溜须拍马宠坏了的肥胖官僚模样。“人民”应和真正爱它的人一道,用理性照见自己的背面与缺陷,秉心相爱,执手同行……
但这样的良性时代尚未真正到来。“人民”仍被自己的假相蒙在鼓里,“叛徒”们仍背着沉重的“红字”和斩牌一个接一个倒下……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叛徒”们的事业将永垂不朽,永不殒落。
历史作证。星灿作证。生命作证。

(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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