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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城》杂志曾有句广告语，“有思想的人都很寂寞，幸亏还有好文章可读。”要是搁在更早以前的年代，这个论调就该被批判为小资产阶级文人对时代不满，而且要加上一句严正宣告：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注定抵挡不住无产阶级的铁锤。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的铁锤也不含糊，这杂志没坚持多久就换了东家。有一回我遇到彭伦，得知他和同伴接手了这本杂志，我悍然说，“啊，这杂志还办呢？”彭同学是谦谦君子，不以为忤，我却从中又一次领悟到自己是如此不会说话，难免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恐怕连《书城》那样优质的寂寞亦不可得矣。
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上，孤芳自赏是很难的一件事。《红楼梦》早就说清楚了，孤芳自赏不是一个人的事，要是得不到人家的容许，那么你除了死球之外被无前途。要说我们的今日中国可比《红楼梦》的时代进步多了，可是做看右看，我看也就是皮相吧。今天出门我能遇到贾政，明天出门我能遇到凤姐，山寨版的贾宝玉就更甭提了，几乎每个男的都是，惟独没了林黛玉。且容我多一句嘴吧：林黛玉的优点可不只在于灵魂，她可是那小说里的第一美女呀。
可是我们这个世界又对自我遗弃极其纵容。老百姓讲话：要死，死去！至少我自己就看过好多条类似的新闻，一个人要跳楼，底下的人民一齐喊，你倒是跳呀！你要是上面那人，你也不好意思不跳，于是纵身一跃，一了百了。我的感慨是：跟这样的老百姓混在一起是一件多么勇敢的事情啊。
说到这些好像我是在抱怨我们的“文化”不够好，其实不完全是。亨廷顿已死，“文化决定论”也不时髦了，往深一层，还是得旧话重提，说到文化是体制的结果。有时我觉得，我买得起糖葫芦吃，买得起可乐喝，没什么好抱怨的；有时我又觉得，这不行啊，这都怎么回事儿啊，这不公正不公平庸俗不堪啊——可见我还是把自己当一个知识分子看，公域和私域分开，厌倦于闲事，又难免爱管闲事。可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有多少像我这样的人爱管闲事，以及以何种态度管着闲事，而在于我们的体制和文化如何看待有人爱管闲事这一事实本身。
打击正直之声的，未必都是坏人。当年袁崇焕被认定叛国，公开处决，老百姓就大啖其肉。这件事可以写成正剧，袁将军就该说，知我心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可以写成黑色幽默，他就该说，看来为央行超发，猪肉真的涨价啦。也可以写成我这种清谈的小文章，他就会说，假如一个社会没有新闻自由，既没有优秀的调查报道，也不容许好记者的生长，将是多么可怕啊。
倘若袁将军说后一句话，那么他就是一个常识的信奉者，是一个出色的现代人。当我们说到某事是常识的时候，常常说，“凡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这个”，可是具体而微地说起来，我看有头脑的人其实没多少。我们的教育经历和人生经历当中早已蕴涵了好多颟顸的因子，“大啖其肉”式的思维亦是滥觞之一，绵延至今而不鲜见。举例来说，最近茅于轼先生发表自己关于耕地保有线的看法，就有人说他是“汉奸”、“卖国贼”。再比如《南方周末》在制作新闻报道时强调客观性而不愿曲意阿世，就会被某些人指责为“资本家的走狗”。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不过我想即便是明显荒谬的指责，也未必全部来自陷害，有些时候它亦来自于不明白。
正如我尊敬的一位师长所言，我们的当务之急之一就是换掉自己的“狼血”。倘若鲁迅先生活在今天，大概就会说，我们周围有权贵者，有腐食者，有玩世不恭者，有愤世嫉俗者，有犬儒者，有狂热者，有对威权政治的迷恋深入骨髓者，有民粹主义者，有“小尼姑的脑袋，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者。这个名单可以列得更长，看似千差万别，可是在我看来，其实都是“狼人”的变种。
如此斑斓的景象，足以制造层出不穷的时代戏剧，却未必制造出美好的未来。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寂寞呢，比如“有思想的人”？因为大家活得太热闹也太卤莽了。因为大家像风中玉米，微风吹过就左摇右摆。因为你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旁边那个明眼人却不能免于恐惧。
(第一财经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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