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中的海外华人-----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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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泉弹簧同志说： “国人里，不搞坑蒙拐骗的是少数。即使到了国外，有充分良好的环境使人心向善，但那些坏了心术的人们大概已经习惯成自然，不搞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是一天也活不下去的。”
这话值得商榷，第一，那“国人”恐怕得改成“大陆人”。第二，即使是海外大陆人，“不搞坑蒙拐骗的是少数”恐怕也未必成立。 先说第一条。我认识的港台新马华人不少，基本素质与大陆人完全两样。论个人的基本诚信、朴
实、可靠都远超大陆人。香港人尤其出色，看不出与本地鬼子有太大区别。法治观念、工商意识都和鬼子差不多，而敬业精神尤有过之。
这是我本人或是太太认识的人。孩子的感觉也差不多。他大学本科时，上的是一个国际学院，外国学生特别多。他对大陆留学生印象特别糟，多次跟我抱怨过，说千万不能跟大陆学生合住，那些人基本是贼，搬走时什么东西都要拿走，连锅碗瓢盆都要席卷一空，也不嫌重。有几次还有人问他要不要分享浴室里的洗发剂，他谢绝了。过后跟我说：这算什么事？炊具还算是房主提供的（他们住的是furnished house），那洗发剂乃是各人买了放在浴室里的，连这种东西都要拿走，还好意思来问我，好像是给我个天大的人情似的，让人看得起么？又不值几个钱。
因此之故，在亚洲学生中，他一般只和日本人与港台新马华人来往，还参加过台湾学联组织的活动，对那些人的印象都很好，觉得跟那些人交朋友不用花什么心思，关系要简单明快得多。他那些朋友我也见过，一个强烈的印象是：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心术与大陆人完全是两回事，光明正大，简单质朴。我见过他的一个朋友，是台湾糖业大王还是什么大王的公子，非常拘谨腼腆，一点不像豪门出来的，与大陆纨绔完全是两回事。
这当然不是说没有例外，他的一位日本女同学就很糟糕。那人看上去特别小，鬼子又看不出黄人的年纪来，于是那女生便经常冒充未成年儿童，买打折扣的车票、公园和博物馆门票等等。这种行径，跟盗窃屋主的炊具与室友的洗发剂毫无不同。
我认识的一位泰国华人访问学者也够呛。那阵子我还是学生，有次她来跟我借学生证，说是要去旅游，可以靠那玩意买折价票。我于是大笑，说，虽然在鬼佬眼中中国人个个一模一样，但恐怕他们再蠢，男女还是分得出来的吧？旁边的鬼佬全都笑了，可那访问学者竟然听不懂我的话（她的英文糟极了），还在执拗地要求，我只好用手点着一字一句地说：你，女的；我，男的，yes？她说，Yes。我再指指旁边的鬼佬，说，They can see this fact, yes？她说，Yes。我说，So, the person selling the tickets will find it’s a man’s picture, not a women’s, yes？她说，Yes。我说，So？她说，Your student card, please。 我绝望了，嚷道：No! Ｉcan’t！ 她问：Why？我大叫：Damn it! There is no why. I just don’t want to lend it to you! OK？ 她说，OK，your student card, please. 这才是真正的姨爹，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迟钝的人，然而依然有搞歪门邪道的智力。但总的来说，我觉得大陆学生的平均基本素质确实比其他地区来的华人学生低。

关于第二点，我认为对海外大陆人也不能一概而论。以留学生而言，个人一点靠不住的感觉是，两头好，中间坏，最先出来的留学生都是土包子加穷鬼，处处显出寒酸和土气，难免“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但一般也就是喜欢捡垃圾，捡点人家扔掉的沙发什么的，热衷于逛跳蚤市场，打捞点二手货，生活特别节省，但弄虚作假坑蒙拐骗的不是很多，很少听说有捏造数据写论文的事。
这拨人对国外的文明生活方式很敏感，很快就发现了国内外生活习惯的不同。我记得当时本地留学生办的刊物上时常登出这类感慨，不是说进门时前头的鬼子兴跟你拉着门，等到你接住才放手，就是说鬼子在公众场合如何自觉，不大声喧哗，待人彬彬有礼，助人为乐，等等，要么就说鬼子对人命价值非常看重，每个单位都专门有火灾发生时的紧急出口，还有急救药品等等。在公众场合，大家也努力向鬼子学习，虽然穿着寒酸，用钱小气，但一般还是文明人模样。

真正素质差的是那些出国“考察”的官们。那阵子的官员也没多少钱，出国时比我辈好像还寒酸，于是专搞邪门歪道，到了一地，便去集资买一个摄像机，拿着去旅游，离开前就去把它退了，等于白租一个摄像机。 就连使馆的官员都是贼。那阵子使领馆为了创收，违反当地法律，偷偷在内部开旅馆，专门为留学生提供廉价食宿。如果你不要发票，主事者就把那钱揣了腰包。住在里面，有人还会偷偷进你的房间，向你秘密兜售廉价香烟。那烟是使领馆以极低价格卖给内部职工的，收的是人民币。他们提价后卖给你，换取外汇。这就是他们个人“出口创汇”方式。因为那价钱仍比市售香烟便宜，烟鬼们都乐意购买。有次我问那小贩是否接受支票，他说只收现金，却又好奇地要我给他看看支票簿。我拿出来时，小贩眼中冒出火来，羡慕得直咽馋涎。那阵子的官员是真穷，手里基本没什么外汇。如今那非法卖烟给我的小贩官员该是亿万富翁了吧，也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当年那寒酸样。
全世界所有国家中，外交官员兼做小生意而且是非法生意，大概只有中国一家（按鬼子的法律，使领馆不是商业建筑，不得用于营利。何况他们这么干还逃税）。当真是全国性的人穷志短，马瘦毛长。
90年代出来的人就比较糟糕了。他们仍然很穷，与老留一般寒酸和小气，但与老留不一样的是缺乏诚信，最突出的特点是弄虚作假，捏造CV，写假推荐信，伪造实验数据，简直是无所不为。我自己都曾被迫卷入这种诈骗活动中，为人捏造过假推荐信。真TMD晦气。就连学联组织的春节抽奖活动他们都要作手脚，让自己的亲友抽中，还把使馆发的卡拉OK、录像机什么的占为己有，尽是些见不得人的小猫腻。还有人当二房东，从鬼子那儿租房，自己住一间，再把其他房间租出去，收的租金比原房租还高，自己非但不必出钱，还能小赚一笔。我有次教人开车，半道抛了锚，那阵还没手机，于是便到附近的一家中国人住的房里去借电话，请AAA派人来修，我们在那儿等。那二房东听说要借用电话，满脸不情愿，我赶快塞了两个quarter给他，才算打成了电话。

本世纪出来的小留就不再如前二十年出来的寒酸了。豪门子弟我不了解，一般家庭出来的还是不错的，比较可靠。如今我上机场打的，全是请小留们帮忙。那些人的商业道德一流，说好了就一定准时来。即使飞机晚点也会等。有次我和太太到家后，才发现钱似乎给少了，好像是把10元当成20元给人家了，于是赶快打电话告诉那小青年。他说，不会吧，恐怕没错。我说，请你看看你有没有10元的钞票，如果有，那肯定是我们给错了。他看了下说，有两张，但大概是我自己的，我也记不得原来有多少钱了，我说您就别折腾了吧。我再说他也不听，就是不来拿钱。我又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无法登门偿还，只好不了了之。我和太太都一塌糊涂，从来记不住口袋里原有多少钱，那小青年似乎也这样，真是马大哈大团圆。
这当然是表面印象，我认识的小留都不是本单位的，所以不知道他们在考试或作研究时的诚信如何，但不管怎样，这茬人的经济状况远胜于前两茬，偷盗炊具与洗发剂的事大概不至于再干出来了吧。这些人的工商意识也远比前两拨人强。那阵子我们根本也就想不到可以利用自己的车去创收，一般去机场、车站都是接送朋友，或是应朋友的请求为人帮忙，绝对想不到要收钱。当然严格地说，这种创收还是逃税打黑工。

以上所说，当然是个人浮光掠影的一点观察，毫无统计意义，不过似乎也反映了社会环境对人的模塑。我们那茬人出来时，国内尚未形成商品经济大潮，咱们接受的是整人训练，专业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心思都花在如何整同类和提防被整上头去了。因此之故，我从来对同胞敬鬼神而远之，从不参加他们的聚会活动，因为是非实在太多。好不容易从那巨型绞肉机逃出来，难道还有兴趣去投入海外的迷你绞肉机？国外的优点是你能逃离，不必像在国内那样被迫卷进去。
那阵子我来往较多的朋友是个台湾留学生。他不知厉害，经常参加大陆人的聚会，后来也腻透了，逐渐退出，只和我来往，跟我感慨道：大陆人里是非怎么那么多？每个人都对我数落其他人，都在说别人的坏话，从未听到过他们说别人的好话。为一点点小事就怒不可遏，斗上几个月还不知疲倦，值得么？ 他最深的感触还是大陆学生似乎没有什么仁爱心肠，对战争的态度非常轻率，令他倍感震惊。他接受的是二蒋的大中华教育，从来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见到大陆人觉得特别亲，认为他们才是自己的同胞，与香港那些英国皇民完全是两回事。他原是最坚定的统派，跟大陆人来往的结果，是让他改变了自己的死硬立场。他对我说，他印象最深的是“不排除”——好些大陆人都跟他说，希望两岸能和平统一，但也不排除武力解放。那么多的人用一种如此随便的态度说出这话来，让他不寒而栗。他们好像从未想过那“不排除”对他全家的血淋淋的后果，云云。
总而言之，我的一点靠不住的感觉是，大陆留学生的素质是国内社会环境的相当忠实的反映。老留基本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毫无操守的政治动物，基本人生兴趣在于整人害人，但在学术上与经济上搞坑蒙拐骗这一手就远不如后来人。中留则是过渡态，保留了若干政治动物气息，但基本是毫无操守的经济动物，专业是坑蒙拐骗。小留则是开始有点商业道德的经济动物。如果光从坑蒙拐骗这点来看，个人感觉是中留最差。但从总的趋势来看，从政治动物变成经济动物似乎可以说是一种良性进化。 由此可见社会环境的作用之大。中共当国，确为敝民族的千古浩劫。前三十年把所有的国民都训练成了仇恨熏心的乌眼鸡，一个个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有的是无缘无故的恨。彼此往死里掐就是大家的人生宗旨与专业特长。这特点至今为所谓“民运”人士忠实地保留。后三十年则把所有的国民都训练成唯利是图的市侩，坚信“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

海外华人未曾受过这种毁灭式训练，因此再糟糕也比不上大陆人。 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曾在80年代的大陆轰动一时，但我始终兴趣缺缺，觉得那书数落的“马桶大阵”、“臭鞋大阵”之类实在太肤浅，不足齿数。当然这也难怪，他没有在极权制度下的生活经验，要深刻也深刻不起来。处在他视野之外的，还是“文明”与“反文明”的本质区别。 已经说过了，“旧”中国具有的是一种弊端百出的落伍的旧文明，但那毕竟是文明。它的弊端无非是人民奴性较足、缺乏公民意识以及其他现代文明素养，知识分子比较愚蠢，没有足够的理性思维能力等等，但国民的内心世界并不曾被执政党加以“善意的思想改造”，还保留着善良淳厚的本性。“新”社会发生的最大的悲剧，是我党强行粉碎了全民原有的内心世界，全面地系统地注入了无数邪恶观念，更刻意营造了一个实行赏恶罚善、汰优存劣的逆向筛选的生存环境，使得邪恶心术不但成了个人的生存前提，而且竟然变成了全部人生乐趣。这种“善意的思想改造”制造出来的新人，当然只能是反文明反社会分子，完美的trouble-makers，是全人类中最劣等的mutants。以为这种病态是咱们原有的基因性状，将此类病人推而广之，拿去类比处于正常环境中的海外华人，我觉得不但难以成立，而且忽略了我党的“善意的思想改造”的丰功伟业。 当然，我这儿用的那个mutants只是个比喻，意思是说它是一种病理突变。这类mutants不曾生活在相对正常的社会环境中，不知道来自陌生人的爱，也不知道世上有“信任”，其最大特点就是用恶意的猜疑心警觉地审视周遭的一切人事，以防中了他人的暗算（过去是政治暗算，如今是经济暗算）。但这不是说它真是一种无法逆转的突变。只要生活环境改变了，我相信还是会发生良性逆转的，我本人的经历就是证明。